文學名作《周立波·山鄉巨變》原文|主題|賞析|概要

作者簡介 周立波(1908—1979)原名周紹儀，湖南益陽人。曾就讀于湖南長沙省立一中，后在上海勞動大學社會科學院經濟系讀書。1932年9月在上海參加“左聯”，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任《每周文學》編輯。抗戰爆發后到晉察冀邊區參戰。40年參加延安整風，44年任《解放日報》副刊部副部長，46年調任北平軍調部中共代表團英文翻譯。48年主編《文學戰線》。翻譯工作從30年代以后開始，翻譯了捷克作家基希的報告文學《秘密的中國》和俄國作家普希金的《杜布羅夫斯基》。47—48年間寫成長篇小說《暴風驟雨》，是周立波的代表作。作者善于選取突出的典型事件和富有特征性的細節，用簡練、樸素的筆墨加以描繪，展示人物性格，風格單純明快。善于運用地方口語，詞匯豐富，生動活潑，有很強的表現力和濃厚的生活氣息及地方色彩，解放后周立波三次到石景山鋼鐵廠深入生活，寫出較早反映工業建設和工人生活的長篇小說《鐵水奔流》之后，回到湖南益陽農村安家落戶10年，積累了豐富的素材，寫出了許多反映農村新人面貌的短篇小說和散文，其中《蓋滿爹》、《禾場上》、《上那面人家》、《艾嫂子》等都是一些富有特色的篇什。1959年寫成了《山鄉巨變》。這些作品題材以小見大，平凡中見深邃，構思精美，感情親切真挈，筆觸細膩明快，形成了平易雋永、凝煉自然的藝術風格。“文革”前夕，江青一伙把周立波歌頌毛澤東同志的散文《韶山的節日》污蔑為毒草，從此，他長期遭受打擊、迫害，失去創作自由。粉碎“四人幫”后，寫出了短篇小說《湘江一夜》，獲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79年逝世。

內容概要 1955年的初冬，一個風和日暖的下午，在資江下游一條山邊的村路上，一個20多歲身穿青斜紋布制服的女同志，正在匆匆忙忙趕路。她是縣委派往青溪鄉幫助搞合作化運動的團委副書記，共產黨員鄧秀梅。她雖然年齡不大，卻有較豐富的工作經驗，能吃苦耐勞，已是有獨擋一面能力的 “老”同志了。

鄧秀梅來到清溪鄉，合作化運動很快便在這里開展了起來。但是，在這個偏僻的山鄉，封建思想、私有觀念、陳舊的風習都是根深蒂固的，它嚴重地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和行動。加之一小撮隱藏的階級敵人不甘心自己的失敗，總要造謠破壞，合作化運動必然遇到重重阻力。像盛淑君這個青年人，她性格活潑，開朗，有上進心，積極要求加入共青團組織。但是一些人受了舊的傳統觀念的影響，以為她母親過去作風不正派，她平時又愛說愛笑，顯得過于輕浮，所以遲遲不把她列入加入團組織的發展對象，影響了她和另外一些青年上進的積極性。綽號亭面糊的盛佑亭是一個老貧農，舊社會吃苦受窮，翻身后，從心眼里感謝黨和毛主席。他嘴上常說：“不是搭幫共產黨和毛主席哪有今天”。可是他私有觀念很強，剛一聽說要搞合作化，竹林要歸公，馬上砍了竹子去換錢。民兵連長陳大春的父親陳先晉是一個固執但很能干的老人，雖然在舊社會窮的叮當響，但他時刻想發財致富。他聽說要入社，眼見土改時分到手的土地還沒坐熱，又要交出去，發財致富的夢想又要破滅，思想上總是搞不通。中農王菊生是村里有名的怕吃虧、難說話的人，不論怎樣動員就是不想加入合作社，一心要單干。中農張桂秋和付賤庚也對合作化有成見，聽說要入社就把耕牛趕進山里準備殺掉。隱藏的反革命分子龔子元表面裝老實，暗地里四處活動，煽風點火，造謠惑眾，千方百計地破壞合作化運動。面對這些復雜的矛盾和斗爭，鄧秀梅和清溪鄉黨員干部知難而進。他們首先充分發揮黨團組織先鋒帶頭作用，發展壯大黨團組織，吸收盛淑娟等加入共青團，并組織宣傳隊，宣傳合作化的優越性。其次，鄧秀梅親自搬到盛佑亭家里住下來，經常和盛佑亭促膝談心，啟發他的階級覺悟，很快使他變成了一個堅決要求入社的骨干。對陳先晉這樣的人，鄧秀梅不僅登門做耐心的動員工作，還在其它方面做深入細致的調查。當她得知老人很聽女婿的話，于是她就請來了住在外村的女婿，做到“一把鑰匙開一把鎖”，使陳先晉自愿加入了合作社。當張桂秋把耕牛趕到山里準備殺掉時，鄧秀梅親自帶領村里的民兵趕赴現場，把耕牛追了回來，保證了春耕時的畜力，同時也教育了那些私心較重的農民。暗藏的階級敵人龔子元散布謠言，說竹林、茶山要歸公，挑起了一場砍樹的風潮。一夜之間，清溪鄉砍倒了一千多棵樹。群眾出于憤怒，陳大春等人主張捆人，鄧秀梅堅決執行黨的政策，堅持對廣大群眾進行耐心的說服教育，闡明黨的方針政策，戳穿階級敵人的陰謀詭計，提高了廣大群眾的階級覺悟。像王菊生那樣的一些單干戶，沒有勉強讓他們入社，而是做艱苦細致的思想工作，使他們在事實面前認清合作社的好處，從而打消顧慮，轉變思想，讓他們主動要求入社。通過宣傳黨的政策，注重事實，啟發群眾階級覺悟，做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清溪鄉的合作社很快成立了。鄧秀梅由于工作的需要調走了。領導合作社的重任落在清溪鄉干部身上。黨支部書記李月輝和社長劉雨生以及其他黨員干部決心帶領社員要奪取第一個大豐收，進一步發揮集體所有制的優越性。但是，以龔子元為首的階級敵人并沒有停止陰謀活動，他們利用一切機會向合作社進攻。以王菊生為代表的單干戶也倚仗自己的人強馬壯，土地肥沃，決心與合作社比高低。社員們起早，他們起得更早;社員們晚歸，他們收工更遲。一家老少齊出動，憋足了勁拼命干，甚至連老婆、孩子都累倒了。龔子元等階級敵人抓住機會一次又一次煽動一些落后群眾鬧情緒，看合作社的熱鬧。以劉雨生為首的共產黨員挺身而出，多次犧牲個人利益，鼓舞了大家的干勁，使階級敵人的陰謀一個個破敗。事實是最生動的雄辯者。當收割早稻時，合作社人多力量大，上下齊心協力，熱熱鬧鬧，很快完成了搶收搶插任務。而王菊生等單干戶，因人少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還是合作社的社員幫了他們的忙。事實教育了這些單干戶，使他們看到了集體的力量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優越性，而自己是在獨木橋上走向死胡同，于是紛紛自愿申請加入合作社。同時階級敵人龔子元，一步步敗露，一些群眾也認清了他的嘴臉，使他完全孤立了，最后落入了人民的法網。合作社鞏固、發展了。私有觀念和陳舊的習俗有了根本性的改變。人們生活和精神面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全村上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片歡騰，他們興高采烈地歡慶農業合作化后的第一次大豐收，決心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作品鑒賞 1955年周立波返回家鄉湖南農村，安家落戶，深入生活。一九五七年底完成了長篇小說《山鄉巨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又寫出了續篇。深刻地反映我國農村的巨大變化。農業合作化運動，是要改變兩千多年來世代相襲的私有制和私有觀念; 改變中國勞動者幾千年來的勞動習慣和生活習慣。是一種翻天覆地的變化。周立波是一個時代感使命感很強的作家，他以敏銳的眼光緊跟時代變革，把筆觸集中到農村，以農村為背景，生動地記錄了這一歷史變革。作者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刻畫了眾多的人物形象，代表了現實中的各個階層人物的行為與心態。真正做到了化大為小，小中見大。較好地用有限的筆墨記錄大的歷史變革。鄧秀梅是一位年輕的共產黨員，有較強的工作能力，是黨的形象、政府的形象的象征，盛淑君是一位活潑、開朗，有上進心，積極要求加入共青團，是建國后忠于黨的事業，擁護黨的領導，積極為人民服務的朝氣蓬勃的年青一代的象征。盛佑亭是一位老貧農，對黨和政府有無限的感激之情，但是長期以來農民身上殘存的私有觀念仍在他身上作祟，他還未能成為一位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新農民，他代表了當時中國農民中一部分仍未完全擺脫舊社會劣根性的人的形象。其他像陳先晉、王菊生等基本上都屬于這一類型，但是他們之間還是有些細微的差別的。作者細微地寫出了他們間的差別，反映了當時中國農民心態的復雜性，較忠實地反映了生活。反革命分子龔子元自然是當時農村反對派勢力的象征，他們敵視共產黨和它的政策，時時處心積慮地要與黨和政府作對，與人民作對，破壞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者選擇這些人物，都具有典型性，是當時中國農村各階層人物的復雜心態的代表者。然后作者以清溪鄉為背景，圍繞合作化運動展開故事，將各階層人物在這一大變革前各自的行為與心態表現出來，人物之間互相交叉、斗爭，使故事波瀾起伏，表現了變革的曲折性。同時通過在曲折中黨和人民的最終勝利，歌頌了黨和人民的力量，歌頌了合作化運動的偉大。是一曲時代的贊歌，是一部活生生的歷史!本文的另一可取之處是：作者很好地注重了表現人物性格的復雜性。這是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可貴的創作方法。英國作家兼文藝理論家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極力推崇“圓形人物”，劉再復也有專著《人物性格的二重組合論》、所謂“圓形人物”，所謂“二重組合”，都講的是一個道理，那就是小說人物的復雜性。文革中我們的文藝中的人物性格都是單一的，革命者是堅強勇敢的、善良正直的，反革命是軟弱膽怯的、狠毒貪婪的。歷史證明這類作品不是真正的藝術品。人物性格的復雜性是忠于生活的表現，生活中人物就是復雜的。文貴以真，只有真才能引起共鳴。注意人物性格的復雜性是藝術創作忠實生活的表現。盛佑亭是一個老貧農，舊社會吃苦受窮，翻身后，從心眼里感謝黨和毛主席，在他的性格中有擁護新社會熱愛新社會，緊跟黨和毛主席的較好的一面，可是幾千年來舊社會沉積在他身上的私有觀念卻一時還未擺脫，這種觀念又不時鼓動他做些與黨和人民的事業相抵觸的事情來。革命首先是政權與制度的變革，但觀念的革命卻是一項更深層次的工作。作者寫出了盛佑亭身上新社會新觀念與殘存的舊社會舊觀念之間的艱苦的斗爭，表現了人物性格的復雜性。其它像對陳先晉、王菊生等人物性格的刻畫上都具有這種特征。對性格的復雜性描繪并不只是寫出了人物性格的多面性，而是寫出了各種性格在一個人身上的沖突與對抗。周立波的《山鄉巨變》其實并不只是寫出了五十年代中國農村所有制的改變，而是寫出了從舊社會跨入新社會人物內心世界的艱巨改變。這是本小說最可取之處，是大家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