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人羅燁編撰的話本小說集《醉翁談錄》中，講述了一則題為《因兄姐得成夫婦》的曲折離奇的男女情愛故事，原文不長，錄于此：

廣州姚三郎家，以機杼為業。其妻雙生一男一女，女居長，狀貌無別。男名宜孫，女名養姑，少時，為高客子高大議親。過聘后，女因春游，大適見之，乃起慕妻之心，時大年已十七矣，欲取其妻，以女年紀未及為辭。大因成病。高使媒者來曰：“高郎甚危，恐因思成病，權欲娶婦歸，以滿其意，冀得病愈”姚與約曰：“彼既有疾而欲取妻，是速其死。如欲畢親，此斷不可。但欲取歸見面而慰安之，此亦從便。”議既定，密與其妻謀曰：“不若權以養姑服飾，裝束宜孫而歸之，少慰其家。但丁寧勿與歸房。”及行時，宜孫年方十五，宛然與女子無異。及到其家，入見高郎于其父母之房。時高郎贏甚，其家乃置養姑于他房，以其室女伴之。經月余，高大病愈。大豈知養姑之來，乃宜孫假為之也，與其伴宿之女，所為不善久矣。姚恐事覺，乃促其歸。其子依依不忍離矣。及敗露，高欲興訟。眾謂曰：“若到官，彼此有罪，則不若用交親之說為上?！备呖退贾挥麎钠渑?，于是從之。時人為之語曰：“弟以姊而得婦，妹以兄而獲夫。打合就鴛鴦一對，分明歸男女兩途。好個風流伴侶，還它終久歡娛?！焙笏斐捎H，二家修好，釋然如初矣。(丙集卷之一)

少男少女陰差陽錯居于一室，于是私自結合，自成夫妻，誠可謂奇聞一件。故事里的所有關目都可說是具有偶然性的巧合的：高郎不是在春游時巧遇未過門的媳婦養姑，就不會思慕成疾;高郎不病危，也不會有議親一說;正出于其病中議親，才產生了弟代姊假嫁一幕;弟既假扮，他人又識不破，新郎抱病不起，才有了小姑陪臥“新娘”的安排，于是乎男女兩得相歡，也是勢在必然了。故事雖巧，但環環相扣，互成在果，并不感到有悖于情理。

故事產生在宋代，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它對少男少女私合的自然敘述上。要知道，宋代乃是理學風氣大盛的時代，封建禮教對人的束縛尤甚。男女偶然相聚一室，即自由同居，本身已是沖破禮教禁錮的叛逆行為，更何況身為長輩的高父與“眾人”，他們并不把這種世人眼里的“傷風敗俗”行為視之為奇恥，反而認可了此舉，并使相愛的男女結為真正的夫妻。小說的結尾，又以“時人”之語，所謂“好個風流伴侶，還它終久歡娛”，表示了對其結局的贊賞，都側面反映了對封建禮教的蔑視與嘲諷，這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

作為宋人小說，《因兄姐姊成夫婦》在整體風格上是質樸簡古的，其取題本身即相當的拙樸質直，在情節和文字上沒有多少敷衍和雕飾，人物形象的句畫也是粗線條的。但整篇小說中人物、情節具備，它清晰的層次，自然的句連銜接，又展示了其謀篇布局的成功。

到了明代，從多種筆記、雜著中載有類似的傳說，留給我們這類婚配巧合的故事在當時受到人們廣泛喜愛的印象。幾則筆記的記載大同小異，文字大都簡短緊湊，僅將有代表性的幾篇轉引如次：

嫁娶奇合

嘉靖間，昆山民為男聘婦;而男得痼疾。民信俗有沖喜之說，遺謀議娶。女家度婿且死，不從。強之，乃飾其少子為女，歸焉，將以為旬日計。既草率成禮，男父母謂男病不當近色，命其幼女伴嫂寢，而二人竟私為夫婦矣。逾月，男疾漸瘳，女家恐事敗，詒以他故，遨假女去。事寂無知者。因女有娠，父母窮問得之，訟之官。獄連年不解。有葉御史者，判牒云：“嫁女得媳，娶婦得婿。顛之倒之，左右一義?！彼炻牉榉驄D焉。吳江沈寧庵吏部作《四異記》傳奇。(馮夢龍《古今譚概》卷三十六)

馮夢龍托名澹澹外史編撰的另一部著作《情史類略》(又名《情史》)，在卷二“情緣類”收《昆山民》一篇，文字與《嫁娶奇合》基本相同，唯篇后又記之云：“小說載此事。病者為劉璞，其妹已許字裴九之子裴政矣。璞所聘孫氏，其弟孫潤亦已聘徐雅之女。而潤以少俊，代姊沖喜，遂與劉妹有私。及經官，官乃使孫、劉為配，而以孫所聘徐氏償裴。事更奇。其判牒云……?！边@里所說的“小說”，或許就是馮夢龍后來編入《醒世恒言》的《喬太守亂點鴛鴦譜》，而僅就筆記而言，這則文字的完整筆記記載是清人褚人獲編《堅瓠集》中引述的明人筆記中的《姑嫂成婚》、前面刪略的“判牒”，即見于這篇，全文如下：

《暇弋篇》：有劉璞者，其妹已許裴九之子裴政矣。璞所聘孫氏，其弟潤，亦已聘徐雅之女。而璞以抱疴，俗有沖喜之說，父母擇吉完姻。婦翁以婿方病，潤以少俊，乃飾為女妝，代姊過門，將以為旬日計。草率成禮，父母謂子病不當近色，命其幼女伴嫂。而二人竟私為夫婦。逾月，子病漸瘳，女家恐事敗，紿以他故，邀假女去。事寂無知者。因女有娠，父母窮問得之，訟之官。官乃使孫、劉為配，而以孫所配徐氏償裴。其判牒云：“弟代姊嫁，姑伴嫂眠。愛女愛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變出意外。移干柴近烈火，無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適獲其偶。孫氏子因姊而得婦，摟處子不用逾墻;劉氏女因嫂而得夫，懷吉士初非銜玉。相悅為婚，禮以義起;所厚者薄，事可權宜。使徐雅別婚裴九之兒;許裴政改娶孫郎之配。奪人婦，人亦奪其婦，兩家思怨，總息風波。獨樂樂，不若與人樂，三對夫妻，各諧魚水。人雖兌換，十六兩原只一斤;親是交門，五百年必非錯配。以愛及愛，伊父母自作冰人;非親是親，我官長權為月老。已經明斷，各赴良期?！泵S堂輿從送歸私第。(堅瓠癸集》卷之三)

文章的前半部分，從一些語句的完全一致，可見此文與前引《昆山民》是有明顯的內在聯系的。只是其人物已有了姓名。文中的“判牒”也經過了更多的藝術加工。這是筆記中最接近明人擬話本小說《喬太守亂點鴛鴦譜》的一篇。

《堅瓠集》又引述另一種明人筆記中題曰《天緣》的一篇，內容也頗近似。文曰：

《濯纓亭雜記》：正德間，都下王某，家甚富。其子聘孫氏女為婦，將婚，子病瘵死，恐孫氏匿其聘財，秘不發喪，詐令媒妁請期。女家覺其詐，佯許之。至親迎日，王以其女偽作男子往迎，孫氏亦令其侄偽作女子隨行。成禮，王意兩女共一室，了無他疑。不意少女與少男，相悅而私成配偶矣。都下民俗，成婚三日，婿與婦同歸父母家。孫氏遂留王氏女于家。王某方悟反受其欺，已無及矣，訟于官，兩家各當坐詐罪，王氏女既為孫侄之婦，而以孫氏之女亦歸王氏之侄。一時盛傳，以為奇事。(《堅瓠秘集》卷之四)

從明人筆記看，其故事框架與《醉翁談錄》的《因兄姊得成夫婦》是基本一致的，只是作為筆記體，它們的文字來得更簡潔，不過是介紹了故事梗概而己。另外，故事的人物以及事情發生的時間、地點也與宋人小說有了區別，明人的記載大都稱事情發生在本朝，或正德年間，或嘉靖年間;地點則或都下，或昆山，均言之鑿鑿。這樣寫來，很可能在明代確乎發生過相似的事件，尤其是“都下王某”一篇，寫兩家互詐，套路上有所變化，令人不能不信——雖然從“聘孫氏女為婦”可以推知與裴政聘孫氏女的說法出自同一淵源;但更大的可能倒是筆記作者為讓讀者相信實有其事而有意這么編排的。此類筆法，筆記中常有。

明代人紛紛以此事為巧而津津樂道之，而且在取題上如《嫁娶奇合》《天緣》，都是以為男女巧居一室，乃是天作之合，自然相悅相親。筆記作者所流露的多是稱奇稱羨之意，毫無對這種行為的貶斥和譴責，反映了明代世風的進一步轉變。在這里似乎已省不到封建禮教中男女大防的禁錮，而是更傾向于人性，特別是性意識的覺醒，對自由生活的渴求。所以文中只是寫感到受到欺騙一方的惱怒，對男女違禮教、失貞潔方面就看得極淡了。作為筆記文學，由于它僅僅句勒情節的簡潔記載，因缺乏文學描繪而降低了藝術感染力，又是它的缺陷。

更能說明這個故事在當時受到人們的喜愛程度的，是馮夢龍在《嫁娶奇合》篇末提到的明代大戲劇家沈璟據之所編的傳奇《四異記》。《曲?？偰刻嵋氛f：《四異記》“演劉璞、孫潤事，本之稗史，而詳于小說之《喬太守亂點鴛鴦譜》。男女四人，故曰‘四異’。有作《碧玉串》者，亦名《雙玉串》，又系后人仿璟作而稍加變異也?！眳翁斐稍凇肚贰分姓劦酱藙≡疲骸芭f傳吳下有嫂奸事，今演之，快然。丑角用蘇人鄉語，亦足笑也。”此所謂“吳下”，即前述筆記中“昆山民”事。沈璟是明代著名的戲劇家和戲劇理論家，由他把這則離奇的男女情愛故事搬上戲臺，客觀地又擴大了故事的影響，起碼從有人摹仿其作也證實了這一點。沈的原作及他人仿作均已不傳，《南詞新譜》中僅存《四異記》佚曲。但從上述“提要”知，沈璟的劇作，在內容和細節上是與《喬太守亂點鴛鴦譜》相同的，所以，我們還是轉看《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因為真正在后世造成影響的，還是這部小說。所謂“亂點鴛鴦”，已近似于成語，常被人們用來戲稱幾對男女互易錯配，也主要是這部小說造成的影響。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先見于馮夢龍編撰的話本小說集《醒世恒言》，后又由抱甕老人輯入《今古奇觀》，流傳甚廣。小說的故事骨架與前述筆記大體相同;在時間上則說是發生在宋代，由此或可推斷故事的雛形，乃是羅燁的《醉翁談錄》。小說為使情節進展合理，前后銜接自然，增加了一些細節關目并設置了穿針引線人物，從而使整篇故事顯得豐滿圓潤得多了。

故事說的是在宋朝景祐年間，杭州有位以行醫為業的劉秉義，生有一對兒女，兒子名劉璞，女兒小名慧娘。劉璞已聘孫寡婦的女兒珠姨為妻，慧娘受聘于開生藥鋪裴九老的兒子裴政。劉秉義見兒子已年滿16歲，要給他成親，正要請媒人到孫家去說，恰好裴九老也教媒人來劉家說為裴政娶慧娘。劉秉義以女兒年紀還小，妝奩未備，且須先為兒子成親為由推托，裴九老只好等待。劉秉義辭了裴家，即請媒人到孫寡婦家說兒子的親事。孫寡婦也養了一對兒女，姊名珠姨;弟名孫潤，小字玉郎。珠姨許了劉家，孫玉郎聘畫家徐雅的女兒徐文哥為婦。孫家見劉家央人來說親，即答應了婚事。在準備喜事期間，豈料劉璞偶受風寒，以致性命垂危。劉秉義見此情景，意欲推延婚期，以待兒子病愈。劉夫人不同意，堅持要娶媳婦過門，以喜沖病，算計已定。那知隔墻有耳，劉家緊鄰有個叫李榮的，早就想購劉家房子，因劉家不同意而懷恨。他聞知劉璞病危，即報與孫家知道。孫寡婦派養娘和媒人到劉家探看究竟，被劉家設法瞞過。孫寡婦只得應允婚期，但畢竟放心不下，怕一旦劉璞真的一病不起，害了女兒終生，因兒子貌美，與女兒十分相像，于是想出了由孫玉郎假扮珠姨、代姊出嫁的主意。滿以為過門三天，就可放回，屆時已知劉璞身體實情，如病情危殆，則一走了之;如病好，則換珠姨上門?？芍^機關算盡，瞞天過海?！皩O寡婦把玉郎妝扮起來，果然與女兒相貌無二，連自己也認不出真假”，由劉家娶過門去。新婦娶到，劉璞因病不能相伴，劉母即一力主張女兒慧娘先陪伴“嫂子”。本來孫玉郎在迎親的諸親戚中見只有慧娘生得風流標致，就有“我孫潤可惜已定了妻子，若早知此女恁般出色，一定要求他為婦”的想法，及見劉母讓慧娘陪伴自己，已是暗自喜歡。慧娘見“嫂子”生得美貌，也十分欣羨，愿意與之同住。床第間兩人談吐投機，遂成夫婦。三日過后，兩人不忍割舍，蒙在鼓里的劉母又反對“媳婦”回娘家，兩人愈加親密。因劉璞病體漸愈，孫玉郎恐事情敗露，意欲回家，終因兩相留戀，耽擱了時日。又因二人終日不離，劉母已經起疑，一日偶過新婦門，正好幫助玉郎望風的養娘不在;竊聽到了兩人的情話，玉郎見情事已露，奔逃回家?；勰锵蚋改父嬷藢嵡椋蟾改皋o了裴家，將自己改配玉郎。劉秉義夫婦雖然萬分氣惱，想到家丑不能外揚，只得忍氣息聲。然而事情又被李榮摸了底細，轉告了裴九老。裴九老正為劉家推延親事不滿，聞得此訊，自己聘的兒媳與別人通奸，氣更不打一處來，徑找上劉家門，與劉秉義相罵后，到官府告他縱女賣奸。劉秉義見事情已捂不住，想到是孫寡婦的主意害了他女兒，也到官府告孫寡婦以男扮女的欺騙行為。杭州府喬太守接了二人的狀子，弄清了其中原委，即判劉璞與珠姨仍為原配;孫玉郎得娶慧娘;孫玉郎原聘徐文哥改嫁慧娘原夫裴政。三對夫妻，當堂成親。孫玉郎與慧娘最是如意，裴政與徐文哥也無異詞，姻緣前定，皆大歡喜。喬太守所寫判牒，與前面《堅瓠癸集》引《暇弋篇》中的《姑嫂成婚》判牒是一篇文字。

從故事梗概不難看出，小說的基本故事框架沒有離開《醉翁談錄》的故事原型，其時間設置，也順乎宋人傳說而來，它講求了故事淵源而舍棄了筆記中作為本朝故事記載的作法。作為擬話本小說，這是與說話人只講故事，遠離現實以免惹出不必要麻煩的心理是符合的。也可以看出，小說同時采納了本朝的普遍傳說，其中的人物名氏、告官及判案情況與筆記基本相同。但小說又進行了認真的藝術加工。像寫劉璞病一節，小說的編排顯然更令人信服?！蹲砦陶勪洝穼懙氖歉叽笠虼河斡鲳B姑而思慕成疾，這樣不免給讀者造成這樣的疑問：高大既然認識自己未來的夫人，其家人自然也是認識的，何以會其弟男扮女裝入門竟無人識破?固然宜孫的相貌“宛然與女子無異”，但男女畢竟有別，高家人既認識養姑，對男人的破綻怎會無人看出?幾則筆記則寫劉璞“得痼疾”、或說“抱疴”，而不說染病之時之因。梁病既缺少偶然性，孫家以男扮女之計的僥幸心理的動因就來得不充分。女方既知男有重病，在不能推延婚期的情況下，只能是退婚或嫁過兩種選擇，以弟代姊的搪塞是行不通的。只有像小說中所寫的，劉璞偶染風寒，一病不起，孫家雖已聞訊卻不摸底細，在孫寡婦的“欲待允了，恐怕女婿真個病重，變出些不好來，害了女兒。將欲不允，又恐女婿果是小病已愈，誤了吉期”，這種疑惑矛盾的心理狀態下，才會作出以兒代女、相機行事的權宜之舉。小說里然后再述以孫玉郎男扮女裝為防識破的種種措施。如此寫來，就更符合藝術的真實，使人寧可信其有，不能駁其無。顯而易見，小說的編排是更成熟的。由于對每一段情節都進行了相應的藝術加工，使小說的故事情節愈加細膩生動、圓潤流暢，輔之以通俗的語言，小說的藝術感染力和所贏得的讀者，就遠非筆記文學可比了。

除對基本情節敷演鋪排外，小說里又增加了李榮這個角色。用這個人物將事件的關連、矛盾的發展串通起來。通過李榮的告密挑撥，使整個故事的發生發展加快了進程，在短時間里就完成了。這樣的改編，對于說話人講求故事的節奏感，常握聽眾的興趣是有利的。而且較之《醉翁談錄》的僅說“及敗露”而不涉具體;筆記的“因女有娠，父母窮問得之”的拖延時日太久，且讓女方有孕再訴之官府，又流于不雅，都要高明得多。小說在設置李榮這個人物的同時，又鞭撻了那種喜聽墻角、損人利己的卑鄙小人。正因為李榮“為人極刁鉆，專一打聽人家的細事，喜談樂道”，其結果反弄得自己立身不住，遠避鄉居。

作為一種普及性更廣的文學形式，話本小說的內容編排，尤其能反映時人的欣賞興趣和心態?！秵烫貋y點鴛鴦譜》所展示給讀者的某些方面，同樣也帶有一定的時代氣氛。

首先是小說中側面表現了對“從一而終”、“一女不事二夫”等封建綱常觀念的鄙視。當孫寡婦聽說劉璞病重，馬上想到的是女兒如嫁過去是坑了她，于是想方設法使女兒不入劉家，盡管女兒的婚姻已有了媒妁之言，但她的思想從未在綱常倫理上轉過，而是處處想著活著的人的幸福和自由，整個過程和人物的要求，在小說的行文中又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乃是人之常情。這實在有些不同尋常，更何況入官聽判，官府長官也承認少男少女的既成事實，不以禮教責怪追究，反而巧妙地成全了他們。其喜劇性的結果既為當時人們所樂于接受，恰恰說明了隨著明代社會中資本主義的萌芽，市民階層中封建禮教觀念的日益削弱。

其次是對男女性愛的描寫，也突出了對自由愛情的追求，并肯定了這種追求的合理和可取。當孫玉郎假扮其姊來到劉家，見了慧娘的美貌，心里就存有愛慕之心，及至聽到劉母讓慧娘來陪“嫂子”，“玉郎此時，又驚又喜，喜的是心中正愛著姑娘標致，不想天與其便，劉媽媽令來陪臥，這事便有幾分了。驚的是恐他不允，一時叫喊起來，反壞了自己之事?！鄙頌榧侔绲男聥D，他不是怕露了馬腳，也不想自己已聘有妻室——從這兩方面考慮，按常理他是應該躲避推拒的。然而卻不，他想到的是慶幸自己天從其便得一佳人，他的驚怕慧娘不愿意，反過來印證了他已打定主意要得到慧娘的心理。慧娘從見到標致的“嫂子”，也是滿心喜歡;等到知道“嫂子”乃是男的，就心甘情愿地順從了這種天作之合。小說中的玉郎和慧娘是一對在追求幸福的愛情生活上十分大膽的青年。他們雖然都已由父母為之選擇了配偶，等一旦感知到還有可以與他(她)產里共鳴共感、情投意合的異性，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愛情;認識到這美好的現實遠比將來實現的父母之命的婚姻更實實在在，令人依戀，不忍罷休，就勇敢地擺脫了上輩已做好的命運安排和傳統羈束的重壓，自由地私自結合了。這不能說不是一種精神旨趣的升華。不難看出，封建禮教的約束，在這對青年人眼里已失去了其固有的尊嚴。而且小說本身對于這對青年的叛逆行為并無絲毫譴責之意，雖說它的開篇即聲稱“自古姻緣天定，不由人力謀求”，是以天命為中心的，卻由此也表示了對相愛的理應結合、有情的終成屬的理想婚姻的肯定。由此生發，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全可拋在一邊了。對自由性愛的贊賞與肯定，乃是明代文學中頗具人文主義色彩的內容。

三是貞操觀念的淡薄。孫玉郞與慧娘之間事發，玉郎一走了之，回家見了母親，雖被孫寡婦責怪了幾句、并不以為十分嚴重，采取的措施只不過是在家躲幾日以息事寧人。慧娘失身，劉秉義夫婦當然氣憤。而作為慧娘自己，不僅不為貞節一失便無地自容，相反，她極力地向母親要求退掉裴家婚約，矢志要與玉郎結合。劉母在氣惱過后，也說：“我的兒，這也不干你事!”她痛恨的不是女兒的不保貞操，言外之意，即是承認了少男少女同處一室，性愛的發生乃勢在必然;而是痛恨孫寡婦的男扮女計讓自己的女兒吃了虧，所以她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將丑事遮掩過。眾人的種種表現，無一不反映了在明代的時代氛圍里，封建禮教的貞操觀在人們心目中地位的降低。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的故事也得到了后世人們的喜愛。到了清代，又有癯道人據之改編的劇本《如意緣》。今存有乾隆壬寅忠孝堂鈔本，凡二卷二十出。劇本的內容和小說是相同的，惟其取題上頗有見地，由“如意”二字，道出了劇作者對男女自由情愛并終成眷屬的美滿婚姻的贊賞。相愛男女的結合是幸福如意的劇作者抓住了原小說具有時代特征的內核，以“如意緣”拾起，可謂獨具只眼。

由于故事情節的極富傳奇色彩，這則故事又納入了現代戲劇的演出題材。像京劇、評劇等劇種都有這個故事的劇目。只是解放后有的劇目的改編并不是盡如人意的，像評劇《喬太守巧點鴛鴦譜》，劇中增加了孫寡婦之弟賈六一角色。賈六挑唆孫寡婦因劉璞病退婚，以將珠姨改嫁他人，珠姨知道后，唱詞中有這么一段：“一馬不能雙鞍配，烈女不婚二夫君，倘若是他有好和歹，這也是兒的命中定，又何勞舅父多費心?”如此濃重的封建禮教來，本是小說里所避開的，卻出現在今人改編的劇本里，反而減弱了故事的本來意義，則是令人遺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