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瑞宣，老舍四十年代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中的主要人物，一個困囿于“北平文化”中徘徊、遲疑、苦悶的現代知識者。《四世同堂》包括《惶惑》、 《偷生》、 《饑荒》三部，涉及了十七、八個家庭，一百三十多個人物，而以祁家四代為描寫的中心。作者通過對祁瑞宣這一人物形象復雜性格的揭示，表現了他對傳統文化的理性思考和批判。

祁瑞宣，祁家的第三代，維系著四世同堂的長孫和家長的繼承人。他溫文爾雅，自然大度，受過高等教育，又有些才華。他辦事認真，但不劍拔弩張;才華橫溢，但不咄咄逼人;儉省，但不吝嗇;在行動上則總求全盤的體諒，整個地是從傳統文化中熏陶出來的人。他并不熱愛韻梅，但他不忍看祖父和父母的眼淚與愁容，他替他們想，也替他的未婚妻想，這樣他就明白了大家的難處，而為了得到全盤的體諒，他只好娶了韻梅。他思想上清醒而深刻，行動上卻軟弱而遲疑。

已經聽得到日軍侵華的隆隆炮聲了。中日戰爭的爆發必定使世界的歷史與地理大大改觀。瑞宣知道，他是個公民，而且是個有些知識與能力的公民，理應去為國家做些什么。尤其是在國家有了極大危難的時候，可是在另一方面，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平日就依仗著他，現在便更需要他了。他又需要求得全盤的體諒。于是，當北平的街頭已震響著日軍的坦克聲，三弟瑞全準備南下抗日，并力勸瑞宣一起出走時，瑞宣是嘆了一口氣：“我永遠走不了。”中國式的家庭結構、倫理關系，沉重的家庭義務像一塊巨石墜著他的衣襟，壓在他的背上，使他不能自由飛翔、搏擊。他不能像瑞全那樣慨然出走，南下抗日，也不能像日后的錢默吟先生那樣只身赴敵。因此，在家庭意識與國民意識的沖突中，瑞宣選擇了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盡孝而放棄了為國盡忠的義務!這在瑞宣，這在現代知識者，無論如何，都是一種艱難的、痛苦的抉擇。他們為此而常常自省、自責，有時甚至到了非常激烈的地步。

小說中另一位也因家庭所累而滯留北平的知識者在瑞宣面前這樣自我譴責： “我簡直是個婦人，不是男子漢!再抬眼看看北平的文化，我可以說，我們的文化或者只能產生我這樣因循茍且的家伙，而不能產生壯懷激烈的好漢!我自己慚愧，同時我也為我們的文化擔憂!”瑞宣聽罷，也長嘆了一聲：“我也是個婦人。”這一聲長嘆里，飽含著瑞宣的多少辛酸、多少痛苦、多少自責、多少懺悔。不斷地與自己過不去，不斷地看不起自己，幾乎把瑞宣連頭帶腳地埋住了，成為會思想的廢物。他知道： “城亡了，他一籌莫展。國亡了，他還是低著頭作個順民，他的文化連絲毫的用處都沒有。”他秘密地資助了瑞全南下抗日，他贊嘆錢先生的抗敵壯舉，他本人卻猶豫不決，徘徊不定;誠然，他也消極地保持住了自己的民族節操，他拒絕參加慶祝日軍勝利的游行，他拒絕出任日軍管制下的學校校長的偽職，他堅持做到不食周粟，但他仍然缺乏更為積極的抗爭行為。是正在腐爛的“以柔克剛”似的北平文化窒息了他，是“敷衍”“茍活”的環境包圍了他，使他不能有所作為而成為一個“茍活者”、“偷生者”。他和他那個“什么都不怕，只怕慶不了八十大壽”的祖父的一段精采的對話，維妙維肖地揭示了他那種軟弱的性格及其淵源：

“老大，這一家子都仗著你呀!你怎么好，就怎么辦! 好吧歹吧，咱們得在一塊兒忍著，忍過去這步厄運!反正我活不了多久，你還不等著抓把土埋了我嗎!”

……聽祖父說得可憐，他勉強地笑了： “對了，爺爺!咱們就在一塊兒苦混吧!”

多么令人戰栗!瑞宣似乎從他祖父那里繼承了全部品性和氣質，于是他就這樣苦混著、苦忍著、苦熬著，即便是北平城被日軍殘酷地踐踏著，即便是城里缺煤斷糧時，即便是他本人身陷囹圄時，即便是無數的無辜百姓諸如小崔等人的被虐殺時……

但是瑞宣并不麻木。他畢竟是現代知識者、思想者，他不可能像其他市民人物那樣糊里糊涂，對于他來說，能夠糊涂以至于麻木或許是一種幸福。因此，他在經常的自責之中，又時時處于一種“惶惑”之中， 一種“耽想”之中。他往往能認清自己的長處。不再以為自己是廢物，同時，他認清自己的短處，知道如何去堅強自己。可是臨了，他又思前想后，左顧右瞻，決定不了什么，越決定不了什么，他就越焦躁。確實，瑞宣沒有決定，沒有信心，沒有一直可以走下去的道路!他或者永遠不會被捕，不會受刑，可是他永遠沒有快樂!他的“心”受著苦刑。

但現實畢竟是嚴酷的。它逼使著祁瑞宣從他的沉思默想中走出來，試圖擺脫家庭重負的羈絆，沖破傳統文化的束縛。錢先生的那首“滴著血”的詩像極鋒利的針刺著他的心。而他的入獄，特別是最老成、最謹慎的父親也被迫投河，給了他更深的震動。因此，在《饑荒》收束的時候，瑞宣見到了那個不屬于四世同堂一環的，而是屬于獨當一面的新中國人瑞全，他終于答應了瑞全的請求，準備以實際的行動投入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他告訴自己： “說不定，我會跟老三一樣有用。”祁家大院的長房長孫瑞宣終于邁出了他的最艱難，最可喜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