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字耆卿，福建崇安人，是明代馮夢龍編訂的《古今小說》第十二卷《眾名姬春風吊柳七》所著力刻畫的主人公。

柳耆卿“因隨父作宦，流落東京，排行第七，人都稱為柳七官人。年二十五歲，豐姿灑落，人才出眾，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至于吟詩作賦，尤其本等……最其所長，乃是填詞”，是個“有名才子”。但他恃才傲世，不出入官宦縉紳之門，卻留戀于秦樓楚館，以至于“東京多少名妓，無不敬慕他，以得見為榮。若有不認得柳七者，眾人都笑他為下品，不列姊妹之數”;更有甚者，“內中有三個出名的上等行首”，竟“賠著自己錢財，爭養柳七官人”。

在封建社會中，如柳耆卿這樣懷才不遇、窮困落拓的知識分子，不攀附權貴以求進身，卻偏愿與操賣笑生涯的妓女為伍， “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柳永《鶴沖天》詞中句)，不僅表明了他對現實社會的不滿情緒，而且也是他對傳統的封建禮教和世俗偏見的蔑視和反抗，反映了他身上具有了一定的叛逆精神。實際上，柳耆卿現存世的詞集《樂章集》中，就有相當數量的作品是反映處于社會底層的妓女生活的，并對她們表示了一定的同情，無怪乎他受到了妓女們眾星捧月般的敬重。

后來，由于“有司薦柳永才名，朝中又有人保奏，除授浙江管下馀杭縣宰”。這送上門來的官職， “雖不滿耆卿之意”，卻被他接受了，以作“進身之階”。于是在暮春，他與東京眾名姬依依惜別，到浙江赴任。途中，他扮作游學秀士，曾訪問江州名妓謝玉英。當他在謝的桌上發現一冊《柳七新詞》， “都是耆卿平日的樂府，蠅頭細字，寫得齊整”，就問：“此詞何處得來?”謝答： “此乃東京才子柳七官人所作，妾平昔甚愛其詞，每聽人傳誦，輒手錄成帙?！绷謫枺?“天下詞人甚多，卿何以獨愛此作?”謝答： “他描情寫景，字字逼真，……人不能道。妾每誦其詞，不忍釋手，恨不得見其人耳!”這兩段對話，寫得非常精采，幾乎如見其人，如聞其聲。風塵女子竟是柳詞如此多情的知音，這又為柳耆卿為何“多游狹邪”作了注解。

二人恨相識之晚，情投意合，山盟海誓，訂了白頭之約;但因“赴任不便”，謝玉英決心從此“杜門絕客”，柳耆卿也許以“俟任滿回日，同到長安”。一位走馬上任的官員，竟在旅途上與一位妓女論嫁娶，實是柳耆卿叛逆性格的又一表現。

他到馀杭縣上任之后， “端的為官清正，訟簡詞稀”。一日，他看到在縣衙唱曲勸酒的官妓周月仙悶悶不樂，便問其緣故。原來周月仙“頗有姿色，更通文墨”，與本地黃秀才情篤意深，一心要嫁給他，無奈黃家貧窮，迄今未能成親。同縣又有一個劉二員外，對月仙垂涎已久， “欲與歡會，月仙執意不肯”，便設計買通船夫，教船夫在月仙夜渡時強奸了她;劉二員外以此相要，使月仙屈從于他，但月仙卻心下只想著黃秀才。柳耆卿了解實情后， “好生憐憫”，當日就將錢八十千付作身價，替月仙除了樂籍，并使黃秀才與周月仙這一對有情人終成眷屬。這一段情節，是小說中最令人感動的故事之一，既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妓女的悲慘遭遇，又使柳耆卿的形象更富有人情味，可親可敬。然而收在《清平山堂話本》中的宋元舊篇《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卻是柳耆卿調戲周月仙不成，設計讓船夫強奸月仙，然后脅迫月仙成了他侍妾，嚴重損害了柳耆卿的形象，其惡劣行徑的描寫，也不符合柳耆卿關心同情妓女的性格發展。為此，綠天館主人在《古今小說敘》中指斥“《翫江樓》……鄙俚淺薄，齒牙無馨焉”; 《眾名姬春風吊柳七》在采用《翫江樓記》某些情節時，也糾正了舊篇的淺薄，并作了合乎情理的改寫，推陳出新，使“濟人于厄”、 “成人之美”的柳耆卿形象躍然紙上，這實際上也是小說人物創作過程中的審美意識和情趣的轉變。

柳耆卿在馀杭縣三年任滿，打道回京途中，又去江州訪情人謝玉英;不想二人因為久不通音問，謝玉英囊中羞澀，經不住旁人攛掇，所以又“依前接客”。乘興而來的柳耆卿到玉英處相訪，正值玉英外出陪客游玩去了， “耆卿到不遇，知玉英負約，怏怏不樂”，寫了《擊梧桐》詞： “臨岐再約同歡，定是都把平生相許?！罩貋?，空房而已，……便認得聽人教當，擬把前言輕負。……試與問朝朝暮暮，行云何處去?”這詞寫出了柳耆卿對玉英仍一往情深，對她的負約有痛惜，有責備，但字里行間卻洋溢著這位風流才子對視為知音、知己的玉英的深沉的愛。 “耆卿寫畢，念了一遍，將詞箋粘于壁上，拂袖而出”，這一連串的動作：寫、念、粘、出，細膩地描摹了柳耆卿痛失玉英時的心理活動;而其“詞箋粘于壁上”，又為玉英游玩回來后，見了壁上的詞， “再三諷詠，想著耆卿果是有情之人，不負前約，自覺慚愧”埋下了伏筆。柳耆卿與謝玉英相知相愛、悲歡離合的遭遇，也是小說中寫得最感人的故事之一。

柳耆卿回京之后，又經人舉薦，升任屯田員外郎，并與昔日名妓，依舊來往。不想他官運不佳，一次宰相呂夷簡作壽，傳命他寫賀詞，他竟誤將一闕《西江月》連同賀詞裝入封套;而這首《西江月》(下片)，其實正是夫子自道： “我不求人富貴，人須求我文章。風流才子占詞場，真是白衣卿相?！眳我暮喿x了這幾句詞，認為是對他的大不敬，大動肝火，銜恨在心。不久，吏部開薦柳耆卿補翰林員缺，宋仁宗征求呂夷簡的意見，呂乘機進讒言，罷了柳耆卿的官職。本“不求人富貴”的柳耆卿對此大笑道：“當今做官的，都是不識字之輩，怎容得我子出頭?”并將一個手板上寫道： “奉圣旨填詞柳三變”。這實際上是對御批“任作白衣卿相，風前月下填詞”開了一個玩笑，將他性格中狂傲不羈、玩世不恭的一面，發揮得淋漓盡致。

從此，他更放曠不檢，以妓院為家。數年后，他即死于妓院中。出殯之日， “只見一片縞素，滿城妓家無一人不到，哀聲震地”。有幾個相識的前來送葬的官僚，見此情景， “自覺慚愧，掩面而返”。不到兩個月，又有已經悔過并從江州趕到東京陪伴耆卿數年的謝玉英，也因過哀而病逝，附葬于柳墓之旁。從此，每年清明前后，諸名妓不約而同地到柳墓祭掃， “喚做‘吊柳七’，又喚做‘上風流?！?，后來竟成了個風俗。

小說所刻畫的柳耆卿，雖然較歷史上的柳耆卿可能在真實性上相距甚遠，傳奇色彩甚濃，人為美化感也較重，但卻沒落俗套，沒有去盡力渲染“依紅偎綠”的嫖客經歷，而是努力表現柳耆卿與被壓迫被凌辱的妓女在精神和感情上的共同點，體現了“同是天涯淪落人”之間的同情、信任和友誼。柳耆卿這位作為中國古代小說中所塑造的與妓女交往密切的有代表性的文人形象之一，既不同于《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負心變節的李甲，也有別于《李娃傳》、《玉堂春落難逢夫》等篇中先誤入狹邪、后又中舉做官的滎陽生、景隆之類人物，是有一定的典型意義的。至于小說篇后詩“可笑紛紛縉紳輩，懷才不及眾紅裙”，則更借柳耆卿被冷遇被歧視的一生，進一步表現了作品對現實社會不公平現象的冷嘲熱諷和批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