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是清末政治家，維新運動的重要先驅者之一，也是滿清時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一八三八年他在湖廣總督任內，禁止鴉片，成效顯著，為禁煙派代表人物。

一九五七年呂宕、葉元據林則徐的事跡和鴉片戰爭的史實，創作發表了電影文學劇本《鴉片戰爭》，后經修改定稿，改名為《林則徐》。林則徐的形象栩栩如生，深受廣大觀眾的喜愛和贊譽，是當代電影人物畫廊中成功的典型形象。

劇作家筆下的林則徐，是歷史真實和藝術虛構有機結合的生動典型。他們首先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浩瀚的史料作了認真的研究、選擇和提煉，以林則徐到廣州領導禁煙和抗英斗爭為中心，把林則徐性格的描繪與重大歷史事件的敘述融為一體，并通過真實、鮮明的藝術形象來揭示出歷史的真實面貌。

在塑造林則徐的形象時，劇作家著重突出了他那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氣節。當林則徐抱著內除隱患、外抗強敵、改善民生、振興國家的決心，領旨赴粵禁煙時，他面對的是當時稱霸世界的英國殖民主義者和依賴鴉片貿易獲取巨大私利的滿清皇親國戚，這兩個強大的敵人又是互相勾結的。林則徐并不因此而氣餒、妥協，他真誠地團結了禁煙派鄧廷楨、關天培，依靠人民群眾抓獲了大鴉片商顛地，雷厲風行地收繳、燒毀了英商的幾萬箱鴉片。同時，他又自籌經費、整軍備武、充實海防，用大炮轟鳴來回答英國侵略者妄圖征服中國的狂妄叫囂，充分顯示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即使他被罷黜邊陲，個人命運處在不幸之時，仍念念不忘向政敵琦善進言： “兩廣千百萬百姓身家性命，全在中堂掌握之中，望中堂以國家社稷為重。”當英軍攻陷虎門，關天培壯烈殉國，他對琦善的不抵抗政策憤懣已極，還委曲求全地懇求： “給我三千人馬，我愿死守珠江口，打不退洋人，甘愿粉身碎骨，死而無怨!”真是“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這些言行充分表現了林則徐不計個人得失，時刻以國家利益為重的思想境界和寬廣胸襟，展示了他最基本的性格色調。

同時，劇作家還恰如其分地描寫了林則徐和人民群眾之間的聯系，虛構了鄺東山、麥寬、阿寬嫂等人民群眾的代表人物，通過林則徐與他們的交往，既表現了林則徐愛民憂民的思想情感，也反映了人民群眾在禁煙，抗英斗爭中的歷史作用。在這方面，有許多生動的情節設置和場面描繪。如林則徐一上任就微服察訪民情，關心民間疾苦。即使遭到貶謫，也仍為黎民百姓的命運擔憂。同樣，人民群眾也積極支持林則徐禁煙、抗英的行動。無論是截捕鴉片商顛地、修筑海防工事，還是故意替英軍錯引航道、促使英艦觸礁，都得益于廣大群眾的力量。當林則徐被無辜撤查時，老百姓又成群結隊來跪求挽留，贈頌牌、獻衣帽，表達了他們對林則徐的愛戴依戀之情。由此也說明了林則徐進行的斗爭代表了中國人民的利益，并與人民群眾的反抗斗爭是互相推動、互相影響的。正因為如此，在林則徐被撤職發配后，人民群眾高舉“平英團”的大旗，開始了規模更宏大的反抗侵略的斗爭。

當然，作為封建統治階級中的一員，作為深受封建主義思想和文化濡染的官吏，林則徐和人民群眾之間畢竟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劇作家沒有回避其階級的時代的局限性，而是真實地揭示出他性格中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林則徐不但逆來順受朝廷貶謫，甘心屈從于君權的專制統治，而且當鄺東山等人對皇帝表示不滿時，他還厲聲喝斥，并要大家“做皇上的好百姓”，不允許人民群眾觸動滿清皇朝的根本利益。這樣的藝術描寫完全符合林則徐所處的社會環境和階級地位，使之更具有歷史的真實性。

為了使林則徐的個性鮮明，劇作家在正反人物群像的塑造中，充分運用對比、烘托的手法，描繪出他那獨特的性格色彩。林則徐作為一個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敢作敢為的氣魄，在鄧廷楨、關天培這兩個人物的映襯下，顯得格外突出。同是禁煙派大將，鄧廷楨過于謹小慎微、瞻前顧后，總是投鼠忌器，下不了手;關天培則忠勇有余，謀略不足。與他們相比，林則徐既有敏銳的政治眼光，能綜觀全局、深謀遠慮，又辦事果斷、具有魄力，毫無因循茍且的作風。林則徐的主要對手是義律，對于這個帝國主義分子，劇作家并沒有簡單地從外部貼上反面人物的標簽，而是注重刻畫其陰險兇殘的內心世界，把他寫成一個老謀深算的反動政治家，使之能和林則徐旗鼓相當，由此更顯出林則徐在斗爭中的大智大勇。

由于情節是人物性格發展的歷史，故而劇作家對情節的提煉頗下功夫。如“制怒”那場戲就是表現林則徐性格特征的精彩情節片斷之一：當林則徐發現豫坤、伍紹榮之流私通英國人的無恥行徑后，下令“所有司道州府官員，都來行轅議事”，但豫坤卻托辭不到，林則徐怒不可遏，拍案而起，摔碎了茶盅。偶一抬頭，看到壁上自書的座右銘“制怒”二字，頓時冷靜下來，親自動手取抹布揩桌。此后他變換了斗爭策略，依禮接待豫坤，巧妙地逼使他掏出銀子重修炮臺。這一怒一制，既顯示了林則徐疾惡如仇的思想性格，也反映了他處境之困難。在與朝廷、貴族的周旋中，如果沒有清醒的理智、不講究斗爭策略，要想推行禁煙措施是辦不到的。

另外，在揭示林則徐的內心世界、表達其心理情緒時，劇作家還借助環境氣氛的渲染和藝術細節的運用。例如，在林則徐送別鄧廷楨時，開船之后，他沿著蜿蜒的城垣登上山頂，俯瞰大江，看著白帆漸漸遠去，他惆悵地張望著，眼中涌起了淚花。在處境日漸艱險之時，林則徐同自己的知己和合作者分離，那種悲憤和依戀的心情，通過對景物的渲染，被表現得非常真切、細膩，韻味無窮。當林則徐被罷官之后，劇作家也沒有一般化地正面描寫其心理，而是通過可視的場面，用細節從側面烘托：那從帽子上摘下的花翎，輕煙繚繞的高腳香爐，跌落在方磚地上的一卷《離騷》，沒有動過的飯菜……都生動傳神地表現了林則徐滿腔的悲憤心情。上述手法既充分發揮了電影藝術的特性，又注意從我國古典文學的傳統經驗中吸取了有益的營養，故而使劇本具有較鮮明的民族色彩。由于導演鄭君里和演員趙丹準確地把握了林則徐形象的基本精神特征，經過藝術再創造，在銀幕上成功地塑造了林則徐這位中國近代史上反帝愛國的民族英雄形象，為中國電影人物畫廊增添了一個光彩奪目的藝術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