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恒言》卷三十六中的“蔡瑞虹忍辱報仇”一文，描寫了蔡瑞虹為報父母被害之仇，忍辱茍活，雖三辱其身而不改其志。她那過人的才智，堅強的意志，不亞于須眉男子。作者在詩中贊道： “報仇雪恥是男兒，誰造裙釵有執持。堪笑硁硁真小諒，不成一事枉嗟咨。”

瑞虹是一個姿色和才識出眾的女子。小小的年紀，不僅女工伶俐，善于描龍畫鳳，刺繡拈花，而且對一些問題的看法頗有見地，處理問題有一定的韜略。在十五歲時就掌管著家中的大小事體。因其父母嗜酒如命，她便時常規諫。她父親要去湖廣荊襄做游擊將軍，她多方勸阻，以淡薄名利開導之。因為她深知父親只愛吃酒， “不管一毫別事”， “因這件上，罷官在家”，指出千里為官者皆為名利二字，但必須付出艱辛的代價方能達到目的，父親是受不得游擊將軍辛苦的。她曉以利害道：如果在任上依然是吃酒圖清閑， “那個把銀子送來，豈不白白干折了盤纏辛苦，路上還要擔驚受怕”。其父執意要去，她又提出妥協的要求： “把酒來戒了”，免誤大事。其父哪里肯聽，在船上仍是開懷暢飲、高枕無憂。事態的發展，果如瑞虹所料，遭船家陳小四暗算，除瑞虹外，全部被殺。其見識之高遠勝于其父。她又立即判定賊人留她性命，意在污辱她，于是立定死不受辱的決心，望江中便跳。雖然沒有逃脫賊人的污辱和殺害，但卻反映了她過人的判斷能力和剛烈的性格。

她在慘禍中僥幸生存下來，但生活的道路卻是險惡叢生。一個個惡人輪番到來，一個個不幸接踵而至。一個身居異地、舉目無親的弱女子，要想反抗這如許的惡勢力談何容易。擺在她面前有兩條路：要么以一死保名節，向摧殘她的惡勢力作消極的抗議;要么堅強地生活下去，忍辱報仇。她選擇了后者。 “我若死了，一家之仇，那個去報?”成了支持她不輕生、活下去的力量源泉，她頑強地生活著、掙扎著。雖三受屈辱而報仇之心終未動搖，雖茍活而并非偷生。

她被勒死復蘇后，得商人卞福救起，便“猶如見了親人一般，求他救濟”，當卞福以替她報仇為條件，脅迫與她成婚時，她后悔無及，雖然料難擺脫卞福的圈套，但為了達到報仇的目的，也只好屈從， “父母冤仇事大，辱身事小”。為了把報仇事辦牢靠些，免得空受其辱，讓卞福發了“若不與小姐報仇雪恨，翻江而死”的誓愿。雖然她把事情想得天真，但說明她還是有心計的。

瑞虹的忍辱茍活與偷生的區別在于她受辱是有條件的，即必須愿為其父報仇，否則她是不從的。當卞福的妻子偷偷通過人販子把她賣給樂戶做妓女時，她寧死不接客。她知道，那種環境使她無法實現報仇的愿望，只能成為賣笑追歡的“淫蕩之人”。當妓院把她賣給胡悅時，她不講條件嫁給胡悅，目的是為了盡快地跳出妓院的牢籠。由于她不知道胡悅答應不答應替她報仇，所以她不容胡悅親近，不愿輕易被胡悅辱身，說明她在險惡的環境中逐漸成熟起來。但她仍然被老謀深算的胡悅欺騙了。瑞虹明白過來后，大失所望，隨胡悅歸里后便獨居斗室，不讓胡悅進房，自己吃長齋，禱天地，求神靈佑護，也減少了與大婦的矛盾。當胡悅提出攜她赴京謀事、訪覓殺人兇手時，她雖然不再輕信，但也還希冀出外行走， “或者有個真心覓盜”，便也應允。殊料，胡悅謀事未成，又缺盤費，便和一幫京花子打起瑞虹的主意，設美人局騙錢。起初，她堅決不同意，次后聽說順路送她回淮安老家訪問強徒時，便勉強許允。瑞虹此舉并非糊涂，實出于無奈。此時，她京中無親無靠，雖說對胡悅不抱多大希望，但總想順從他、感動他，以求他想辦法幫助伸雪冤仇。總之，只要有一線報仇的希望，她也要爭取。

應當說，瑞虹的參與美人計害人和胡悅等人有根本不同。她雖是害人者，更是受害者。她的善心沒有泯滅，在事件的整個過程中，她的思想斗爭十分激烈，自己被歹人一害再害，又怎能甘愿與歹人為伍，干這傷天害理的勾當。她被迫參加后，初次看到舉止閑雅的秀士朱源，感到他是個好人，對自己參加陷害好人的行為產生了懊悔之情。當她聽了胡悅進一步陷害朱源的步驟后，臉上“愀然不樂”，拒絕繼續參與這見不得人的活動，說： “我前生不知作下甚么業?以至今世遭如此大難!如何又作恁般沒天理的事害人?這個斷然不去。”胡悅下跪哀求，被逼不過，又只好屈從。她是在極其愧悔、矛盾的心情下被抬進了朱源寓所的。然而，事出胡悅等人的意外，她又主動地向朱源戳穿了胡悅一伙的陰謀，為朱源出謀劃策，跟著朱源轉移，使胡悅的美人計徹底破產。

她所以將計就計，拋棄胡悅，變假為真，跟定朱源，并不是貪圖朱源的財產或喜新厭舊，仍然是以能否為父母報仇為前提的。她在對朱源的一夜觀察體驗中，判定朱源是個仁德君子，是能夠信賴之人，跟了他，則報仇有期，胡悅只是想玩弄她，從無替她報仇之意。這也是作者突出她才智過人的重要一筆。作者細膩地刻畫了她的復雜的內心矛盾和斗爭，交織著美丑善惡的激烈拚搏。使人物性格栩栩如生，她那嬌艷的外表與美好的心靈融匯于一體，人物形象光彩照人，躍然紙上。她看到朱源對她那么謙和、愛護、尊重，與往日所遇的歹人迥然不同，無一絲褻瀆之態，輕薄之意。朱源越是彬彬有禮，噓寒問暖，越使她感到不安。先是“羞澀不敢答應”、 “不敢開言”，繼而“只是低頭不飲”、 “轉覺羞慚，驀然傷感。想起幼時父母何等珍惜，今日流落至此……又強逼做這般丑態騙人，可不辱沒祖宗。柔腸一轉，淚珠簌簌亂下”， “其容轉戚”，至三更天才說了一句話： “我如今才是你家的人了。”這些特寫鏡頭，對塑造瑞虹的性格起了重要作用。

作者在塑造瑞虹形象時，寄予著深切的同情，不僅頌揚了她忍辱報仇的才識、毅力，而且讓她和朱源結婚后獲得了夫妻情愛，幸福家庭。 “彼此相敬相愛，如魚似水。半年之后，即懷六甲，到得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孩子”;朱源中式后，接大婦來揚州同住，大婦也很喜歡孩子和瑞虹，“一妻一妾，甚是和睦”，朱源和大婦對她過去失節的遭遇又是同情的，從沒有鄙視之意，按人物性格發展邏輯，她應當好好生活下去，何況，她兒子尚小，尋到的小弟年幼，都離不開她的照顧呢?但作者又受著“失節事大”的迂腐理學觀念束縛，讓她在報仇后去死，以洗去所謂不潔的污名，給蔡瑞虹戴上節孝兩全的桂冠。但這樣一寫，既與他贊頌瑞虹報仇雪恨勝過男子的初衷有所悖離，也與他所說的失節事小，報仇事大的變通觀點不相一致，實在是一處敗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