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伯喈，為蔡邕之字，東漢陳留圉(今河南杞縣南)人。《后漢書·蔡邕列傳》所載確有其人，系文學家、書法家，官至左中郎將，董卓被誅后邕為王允所捕，死于獄中。他又是元代著名悲劇《琵琶記》中的主角，作品中的蔡伯喈，是根據史書所載及宋金時南戲《趙貞女蔡伯喈》的故事而虛構的人物。

伯喈為蔡公從簡的獨子，出身于貧寒的小門深巷;膽小如鼠， “畏牛如虎”;天資聰敏，博學多才，凡禮樂名物、詩賦詞章、陰陽星歷、聲音分數，無不精通，窮盡其妙。他的人生處世倫理觀點則為“本欲苦守清貧，力行孝道”、 “父母在，不遠離”，以盡侍奉高堂的一片孝心。

作品中所塑造的蔡伯喈，正是從他的孝心和追求功名的矛盾出發，通過三不從(即伯喈力辭赴試，其父不從;他要辭官，皇帝不從;他要辭婚，牛太師不從)一系列事件的沖突，表現他忠孝兩全的孝子形象。然而這忠和孝是難以兩全的，以致造成蔡公、蔡婆悲痛怨恨而死，造成趙五娘、蔡伯喈兩月夫妻而分離的悲劇，導致牛丞相強就鸞鳳而伯喈入贅牛府。

伯喈不愧為讀書破萬卷的知書達理人，他認為生于文明的盛世，理當按封建禮教“入則孝”以盡“子情”，做一個“行孝于己，責報于天”的遵守孝道之人。何況家有新婚才兩月的妻子趙五娘和那年邁耄耋、八十高齡的白發雙親，更需要“盡菽水之歡，甘齏鹽之分”，以求“夫妻和順，父母康寧”。伯喈不羨慕功名唯盡孝意的思想，說明其以后對三不從的難從命并非毫無思想基礎，也刻畫出他內心所追求的是天倫樂事。然而，他的這種思想和追求，與其父蔡公的想法格格不入，蔡公的倫理觀點在于人生須要忠孝兩全，方是個丈夫。因為他的理論依據是： “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 “不為祿仕，所以為不孝”。所以在高堂稱壽時命伯喈在這大比之年“上京取應”，盼望他有朝一日能夠“脫白掛綠，濟世安民”，這才是“忠孝兩全”。蔡公這種封建倫理觀，正如他在逼試時所說，無非為追求“及早換金章紫綬”，以便改換門閭，光顯祖宗，這便是他要求伯喈“大孝”的含義，也是他“忠孝兩全”的目的。既然伯喈所想、所追求的內容和其父旨意各不相同，因而父子的意見大相徑庭。在蔡公逼試時這一矛盾更顯突出，伯喈執意“甘守清貧，力行孝道”，蔡公則告誡伯喈力行“大孝”、 “忠孝兩全”;伯喈一心要“侍奉父母”，不愿赴試，難從父命，蔡公則要伯喈追求功名、 “光耀祖宗”，逼著赴試。這一矛盾，雖因張太公出面“承應”照料蔡公、蔡婆、五娘而得以解決，伯喈終于從了父命。實際上由于封建禮法的束縛，既然是父命，伯喈豈敢不從，豈敢“逆親言”，更何況伯喈內心深處還是想追求功名的。趙五娘在南浦囑別時揭示了伯喈的真實心理活動，她說： “官人，云情雨意，雖可拋兩月之夫妻;雪鬢霜鬟，竟不念八旬之父母。功名之念一起，甘旨之心頓忘，是何道理?”一針見血道破了他的心靈深處的隱秘，揭出了他的痛處。維妙維肖地描繪出伯喈雖口口聲聲“清貧”、 “孝道”卻難逃“富貴”、 “功名”關的心理活動。所謂難依從父命也就自然而從命，所謂“孝道”也勢必變成一句空話。

伯喈既然要盡“孝”侍奉雙親，又因父逼試去盡“大孝”，加之自身難過功名關，內心矛盾重重。他雖然在五娘對他“埋怨怎盡言”的南浦囑別時矢口否認不曾“想著那功名”，而是“欲盡子情，難拒父命”;他雖然信誓旦旦向五娘保證而反詰“我肯戀花柳，甘為萍梗”，申述“卑人有父母在堂，豈敢久戀他鄉”，卻難料為追求功名給他和全家帶來什么結果!

伯喈雖說并無功名之心，然而他在文場選士中一舉中了頭名狀元，鰲頭獨占魁，他那內心成就“功名”的喜悅之情自然溢于言表： “今日方顯男兒志，布袍脫下換羅衣，腰間橫系黃金帶，駿馬雕鞍真是美。”正是他狀元奪魁，官為議郎，這文章、官職、福分似乎均合乎當朝丞相牛太師為愛女牛小姐招婿的條件，丞相豈能輕意放過，更何況婚事主婚人系當朝皇帝，這圣旨誰敢違背!伯喈內心充滿著矛盾，他思前顧后，憂心如焚，決意在官媒議婚中向媒婆言明家有妻室，難從再婚之命，決意要上表皇上辭官，以便辭婚。然而牛丞相憑仗權勢，硬不放過這門親事，伯喈即使不從命，提出什么辭官，也是徒然。丞相怒氣沖沖，已把話說得清清楚楚： “多少貴戚豪，求為吾婿而不可得。叵耐一書生顛倒不肯，反要辭官家去。”“我如今先去奏知宮里，只教不準他上表便了。”由此看來，伯喈二要辭婚，老牛必然不從他;三要辭官，皇帝也不可能收回圣旨，其原因在于：縱然伯喈在丹陛陳情中提出種種訴述的理由，例如“力學躬耕修已，不復貪榮利”、 “親老鬢發白，筋力皆癯瘁……誰奉侍”、 “最可悲，他甘旨不供，我食祿有愧”、 “不告父母，怎諧匹配”、 “惟念二親寒無衣，饑無食，喪溝渠”等等，使他能“忠心孝意得全美”，但由于牛丞相先奏，圣詔即下達： “孝道雖大，終于事君，王事多艱，豈遑報父?……爾當恪守乃職，勿有固辭。其所議婚姻事，可曲從師相之請。”對這不可違背的圣旨，伯喈雖依然也難從不準辭官之命，試圖要黃門稟報，甚至親自“拜還圣旨”。然而事君重于孝道，為國重于忘家，忠和孝難兩全，圣旨一道， 伯喈拒婚、辭官皆成泡影。這二不從和三不從，深刻地反映了豪門要恃勢強婚、寒門要忠孝兩全的矛盾，這兩者的矛盾又造成了趙五娘、蔡伯喈夫妻分離的悲劇。

伯喈既不能拒婚，辭官又未準;既不知災荒之年家鄉白發雙親和少年妻室趙五娘的音信，又無法稟告、商量眼下他進退兩難的處境以及他百感交集、忐忑不安的心情。他別無他擇，唯一的出路只得入贅牛府、與牛小姐完婚;入贅牛府，又怎能不使他悲怨萬分!他“愁多怨多”， “俺爹娘知他怎么?擺不脫功名奈何?送將來冤家怎躲?”怨“名韁利鎖”給他帶來種種痛苦處境;他在花燭洞房無笑容，雖見“新人笑語喧，不知我舊人哭”;他置身相府，心想寒門;他面對牛小姐彈琴而宮商錯亂，不彈喜悅歡快音，卻彈哀怨悲苦調;他終日悶悶不樂，在官邸憂思中深怨“被親強來赴選場，被君強官為議郎，被婚強效鸞鳳”。這三被強，弄得他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說，只得把真相向牛小姐隱瞞，生怕牛丞相“行勢逼臨”，更難歸故里。這一切，深刻地描繪了他的矛盾的心理，寫出了功名給他帶來的痛苦，說明了忠孝難兩全的矛盾。

伯喈終于因牛小姐的勸慰，向她吐露愁悶不樂的真情： “自家娶妻兩月，別親數年。”終于因牛小姐向牛丞相幾諫而被允許與牛小姐同歸陳留探親。趙五娘乞討進京尋夫感動了牛氏父女，應允夫妻團聚，一夫二妻赴陳留為蔡公蔡婆守服盡孝意，這么一來，蔡伯喈既不是“不孝子”，又不是“薄幸人”，也不是像張太公遇牛府差使李旺時所怒斥： “他中狀元做官六七載，撇父母拋妻不采。”而是皇帝詔獎的忠孝兩全者： “議郎蔡邕，篤于孝行。富貴不足以解憂，甘旨常關于想念。雖違素志， 竟遂佳名。委職居喪，厥聲尤著。”官授中郎將。當然，對伯喈來說，由于封建禮法的束縛，他是不能不順從父命、皇帝令、太師令的，但“三不從”卻又使他把“三不孝”罪責解脫得一干二凈，實難令人置信，究其根源，在于為功名而導致豪門權貴與寒門的矛盾。 “三不從”在客觀上使他成為“生不能養，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三不孝之子。

應該看到，蔡伯喈赴試的結果是：父母因饑餓雙亡;妻子趙五娘侍奉公婆典當盡首飾，而自吃糟糠，形影相吊;他自己撇下父母、妻子不管而重婚牛小姐。真正的孝，應該是趙五娘而不是伯喈。伯喈不孝之子的形象，在宋、金民間戲曲中是個“棄親背婦，為暴雷震死”(見明徐渭《南詞敘錄》)的形象，而《琵琶記》中的伯喈一變而為孝子忠臣的形象，從而把趙五娘、蔡伯喈夫妻分離的悲劇由悲而變為喜，變為一夫二妻同守服的大團圓結局。這純屬作者創作的主觀臆造，在作品一開頭的《副末登場》中：“正是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作者出于宣揚封建倫理道德，認為作品所塑造的人物，應密切與時代的風化相關，所以他要塑造出“夫孝共妻賢”的人物形象，于是乎蔡伯喈也就成了“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