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文獻·有關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的其他資料·文獻類編及考訂著作

1.《弘明集》與《廣弘明集》

梁釋僧祐《弘明集》14卷收錄了從東漢末到南朝梁頌揚佛教的論著，也保存幾篇反對佛教文章。卷一收錄的牟子《理惑論》是研究佛教傳入中國初期的重要資料^①。卷九附錄的范縝《神滅論》以及圍繞此篇而展開的文字論戰，也都輯錄其中，是研究南朝文化思想的重要史料。自序稱：“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弘明集》。”此書名之由來。

唐釋道宣《廣弘明集》30卷，是在僧祐基礎上所編的一部佛教思想資料匯編，但體例與《弘明集》略異，故不稱“續”而稱“廣”。《弘明集》不分篇，此則分為10篇：一歸正、二辨惑、三佛德、四法義、五僧行、六慈濟、七戒功、八啟福、九悔罪、十統歸，每篇前各有序。《弘明集》皆選輯古今人論文，自撰僅卷末《弘明論》一篇;本書則敘述論辯與選輯并重。全書錄作者一百三十余人，僅南北朝即百余人，唐近三十人，編者敘述中所引用的不計。如卷六“列代王臣滯惑解”所列隆佛教者14人、毀滅佛教者11人，都是佛教史上的重要材料。馮惟訥《古詩紀》、梅鼎祚《歷代文紀》、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等從這部書中輯得大量詩文。目前來看，這部書的輯佚價值已不大^②，重要的是校勘價值。本書卷二三收有《法綱法師誄》，題宋釋慧琳撰，又有《玄運法師誄》，題南齊釋慧琳撰，二人同名，同在一卷。卷二五有《福田論》，題隋釋彥琮撰，又有《沙門不應拜俗總論》，題唐釋彥悰撰。琮、悰形近字，后世多有混淆。《新唐書·藝文志》釋氏類彥悰《沙門不拜俗議》六卷夾在彥琮《崇正論》與《福田論》中間，均以彥琮所作。嚴可均亦將彥悰誤作彥琮，將《沙門不拜俗議》錄入《全隋文》中。對此，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予以辨析。這兩書以《四部叢刊》影印明萬歷間汪道昆刻本最通行。

2.《出三藏記集》與《歷代三寶記》

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15卷，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佛教目錄。正文由四部分組成：(一)《撰緣記》1卷，緣記即佛經及譯經的起源;(二)《銓名錄》4卷，名錄即歷代出經名目;(三)《總經序》7卷，經序即各經之前序與后記，為文120篇;(四)《述列傳》3卷，即記敘譯經人的生平事跡。在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方面，本書的價值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資料，特別是經序及后記，都是六朝人的著作，嚴可均輯南北朝文將此書7卷全部采入。二是考訂史實，如經序及列傳，涉及各朝帝王及士庶，如孫權、劉義隆、劉義康、劉義宣、蕭子良等，書中多有敘及。三是有助于研究劉勰及《文心雕龍》。劉勰與僧祐居處十余年，協助撰著經錄。此書之成，恐劉勰之力為多。因此該書與《文心雕龍》在語匯與成句方面頗多相通之處，結合此書可以更進一步探討劉勰的思想及《文心雕龍》的價值^①。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15卷，又名《開皇三寶錄》。卷末有《上開皇三寶錄表》，作于開皇十七年，是另一部現存較古的佛經目錄。僧祐書詳于南朝，此書則兼詳北朝諸經。由三部分組成：(一)“帝年”3卷，自周秦以迄周隋，每卷前有敘論，后列年表，年下間注時事佛事，或所出經卷;(二)“代錄”9卷，起后漢終于隋，每卷前有敘論，次列經卷，次為譯人名;(三)“入藏錄”2卷。本書比較值得注意的，一是紀年，正如《資治通鑒》一樣，為文學史研究提供了足資參考的政治、文化背景材料;二是補遺，如《洛陽伽藍記》自序，見本書卷九，與通行本頗有異同，都以本書為優;三是考史，如《隋書·經籍志》舊事類有《天正舊事》3卷“釋撰，亡名”^②。天正，梁末豫章王及武陵王年號，此記梁末遺事。章宗源、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未詳此人。其實已見于此書卷一一，俗姓宗，與《荊楚歲時記》作者宗懔同宗。姚振宗引馮惟訥、嚴可均說，以亡名俗姓宋。對此，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力辨其誤。

3.《編珠》與《北堂書鈔》

隋杜公瞻《編珠》4卷，是古代類書存世較早的一部。雖已殘缺，但是比輯佚而存的《皇覽》、敦煌石窟發現的《修文殿御覽》(或《華林遍略》)還是完整多了。此書流傳甚少，幾無人及之。清康熙年間，高士奇始于內庫書籍廢紙堆中尋得一冊。因出現較晚，很多學者表示懷疑，以為高氏在故弄玄虛。而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等考訂認為，此書不是清初人偽造，也不是南宋以來的偽托，而確是杜公瞻原著。本書原為寫作近體詩提供材料而編，隸事為對，下注出處，與后來《初學記》中的“事對”大體相近，而與“征事”、“敘事”的類書不同。其引書194種，因為很多學者懷疑此書偽作，故較少征引利用。其實，可輯佚者尚有不少。如卷一山川部謝靈運《游名山志》“楓林嶺、石潭溪”條，嚴可均據《初學記》《太平御覽》輯12則，而漏輯此條。又卷二音樂部引《語林》“禰衡被武帝謫為鼓吏”條，魯迅《古小說鉤沉》中《裴氏語林》失輯。在校勘方面亦有參考價值，如章宗源、孫星衍輯楊泉《物理論》據《太平御覽》天部及《事類賦》天部輯有“風怒則飛沙揚礫，喜則不搖枝動草”。據《編珠》卷一所引，“不”當為衍文，“草”作“花”^①。

在敦煌石窟唐寫本古類書殘卷被發現之前，在《編珠》的真偽問題被澄清之前，學者多以虞世南《北堂書鈔》為現存最早的古代類書。此書被列為“唐代四大類書”之一，但實際上，此書是虞世南在隋代大業年間為秘書郎時所作。書名“北堂”二字即反映了這一基本事實^②。所以，實際它是一部隋代類書。今本160卷，分19部851類，在每類目下，把古籍中有關材料匯集起來。引書除集部外約八百多種(孔校本卷首《凡例》)，引書斷限，“皆三代漢魏，迄于宋齊，其最晚者沈約《宋書》、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崔鴻《十六國春秋》、魏收《后魏書》;其詩賦頌則顏、謝、鮑為最晚，陳隋只字不鈔”^①。因此，本書在校勘、輯佚等方面最值得重視。此書晚明陳禹謨刻本通行，清孔廣陶以各種舊抄，重校付梓，并有校注，遠勝陳本。中國書店1989年據光緒十四年刊本影印，較易借閱。

4.《藝文類聚》與《初學記》

歐陽詢、令狐德棻等十余人編《藝文類聚》100卷，始于唐武德五年(622)，七年奏上。約百萬言，分46部(卷八一、卷八二作一部計)，有子目727個。引書達一千四百三十余種^②，經史子集皆有輯錄。在編排方面，先天地帝王，次典章制度，然后是衣食住行及動植災祥。具體到每一部類，先列“事類”，后引詩文，將“事”與“文”合為一篇，不僅為讀者臨事取索提供便利，而且在文獻保存方面越發顯示出其重要性。“其所載詩文賦頌之屬，多今世所無之文集”(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四)。故自晚明以下，馮惟訥、梅鼎祚、張溥、嚴可均等輯錄先唐詩文無不以此書為寶山玉海。據汪紹楹先生考證，此書傳本大體完整，但并非完善無缺，遠在宋代就可能有了闕佚，例如書中有蘇味道、李嶠、沈佺期、宋之問的詩，而這四人都在歐陽詢之后，本書不可能預收，這是宋人增補的痕跡^③。1959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宋紹興刊本。1965年該所又排印了汪紹楹先生的校點本，1982年重印時又在書后附錄了《人名索引》、《書名篇名索引》，極便核檢。

徐堅等奉敕撰《初學記》晚于《藝文類聚》一百余年，原為唐玄宗諸子檢索辭藻典故用的，故比別的類書簡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此書“在唐人類書中，博不及《藝文類聚》，而精則勝之。若《北堂書鈔》及《六帖》，則出此書之下遠矣”。全書六十多萬言，分23部，下屬313個子目。類目的劃分大致與《藝文類聚》相近。不同的是，《初學記》把各類資料按“敘事”、“事對”、“詩文”三部分排列。“敘事”部分雖雜取眾書，但經過精心編排，前后若相連屬。“事對”部分，把引用的資料概括為對偶，以備寫詩綴文時使用。“詩文”部分，先賦后詩，再接引其他文體。這是為初學者提供的范文。本書的價值與《藝文類聚》一樣，保存了豐富的初唐以前的古代文獻，既可以用來輯佚，也可以當作校勘資料。同時又是一部各種專題文獻資料的匯編，所引之書多已散佚，很多資料已經起到了第一手資料的作用。中華書局校點本《初學記》附有詳細校記。許逸民先生為重印本又編制了事對和引書索引。

5.《通典》《通志》與《文獻通考》

唐杜佑《通典》200卷，是我國現存最早一部記載歷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分為九典：食貨典、選舉典、職官典、禮典、樂典、兵典、刑典、州郡典、邊防典。它的價值主要不在保存了特殊的史料，而是編輯組織材料體例的創新，將散見于各類史書的各種材料，分門別類，重新組織編排，使讀者容易得到完整系統的概念。它實際是紀傳體史籍中“書”、“志”部分的擴大和貫通。紀傳體史籍，除《史記》等少數外，大多為斷代，各志不能相互銜接，或者竟無“志”、“書”。而典章制度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較強的連續性，不能像政治史那樣以朝代為斷限。《通典》則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它“博取五經、群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為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原原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茲編其淵海矣”。此書選舉、官職、禮、樂、州郡諸典，對于考訂中古作家社會地位、作品系年及文學背景有重要參考價值。特別是“樂典”，是《宋書·樂志》以后最重要的載錄先唐樂府資料專篇。不過，此書重視經濟和政治，而忽略文化，因而未設“藝文”或“經籍”一典，這與《漢書·藝文志》或《隋書·經籍志》相比，當然是一個重要缺陷。這一缺陷在宋代鄭樵編《通志》中得到了彌補。

《通志》200卷，是一部紀、傳、表(譜)、志俱全的通史。內容所敘述的時間，各部分不大一致，本紀自三皇五帝到隋，后妃傳自漢至隋，列傳自周至隋。紀傳反映出作者的廣博和會通的史學觀念。全書精華在20略，即：氏族略、六書略、七音略、天文略、地理略、都邑略、禮略、謚略、器服略、樂略、職官略、選舉略、刑法略、食貨略、藝文略、校讎略、圖譜略、金石略、災祥略、昆蟲草木略等。在宗法制度極為古老的中國，門閥士族對于文學藝術的控制和深層影響，從東漢以迄南北朝，表現得越來越明顯。東漢王符《潛夫論》有“志氏姓”一篇，兩《唐書》也有《宰相世系表》等，推溯姓氏源流及家族變遷情況，為文獻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但王書多本《左傳》，較為簡略，兩《唐書》又限于身居唐代宰相之位者。而本書《氏族略》則收錄范圍更寬，考訂也較審慎。以吳興沈氏為例，其源流頗多歧說：沈約《宋書·自序》以為出自少皓金天氏之后，王符《潛夫論》則以為楚國的后裔，《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又以為周文王子季聃之后。鄭樵征引諸說，認為沈約之說雖不無攀附之嫌，但《宋書》明明有“自茲以降，譜牒罔存”的話，說明還是有一定根據的，而《新唐書》“皆野書之言，無足取也”。鄭樵的批評是對的。但仍有人依《新唐書》等偽造的《吳興述祖德碑》立說，不當尤甚。由此也可看出，從宗族與區域文化的角度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氏族略》確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又《藝文略》分為十二類，每類下又有子目，較以前僅四部分類更加細致;《校讎略》論整理和著錄圖書的方法，強調不僅著錄有者，更應著錄無者，以便明其源流，稱之為我國第一部校讎學專著似不為過;《圖譜略》《金石略》不僅指出圖譜、金石的重要性，還著錄了歷代的鐘鼎碑刻等。不足的是，《藝文略》雖然收錄極廣，可惜沒有解題。而這個缺陷又由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彌補了。

《文獻通考》348卷，分24考，即：田賦考、錢幣考、戶口考、職役考、征榷考、市糴考、土貢考、國用考、選舉考、學校考、職官考、郊社考、宗廟考、王禮考、樂考、兵考、刑考、經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緯考、物異考、輿地考、四裔考。其內容起自上古，終于南宋嘉定年間。就其體例和內容而言，實為《通典》的擴大和續作。其中《經籍考》對文學史研究參考價值最大。本篇除盡錄晃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內容外，還兼引《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以及諸史列傳、群書序跋和一些文集、語錄中的有關文字以助證說。每書名下都有解題，每部類前都有小序，各種學術源流，各書內容梗概，都可以考見大略。這三書有中華書局1984年據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十通本影印本，較易參閱。

6.會要

會要是以事體為中心，記述一定時期的史事發展。與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有關系的主要有：南宋徐天麟《西漢會要》75卷，367事;《東漢會要》40卷，384事;清楊晨《三國會要》22卷，15類;清朱銘盤《西晉會要》80卷、《南朝宋會要》50卷、《南朝齊會要》40卷、《南朝梁會要》40卷、《南朝陳會要》30卷;近代汪兆鏞《稿本晉會要》56卷。這些會要取材雖大體不出正史，但分類編排，將有關史料分別輯入有關子目下，便于研究者檢索。《西漢會要》與《東漢會要》有中華書局1955年版，《三國會要》有中華書局1956年版，《南朝會要》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稿本晉會要》有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

7.《兩漢三國學案》

漢魏之際，學術風氣大變。儒學由鼎盛而到衰微;儒學內部，今文經學逐漸為古文經學所取代。所有這些，對于士人的思想、心態以及創作都曾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因此，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風氣的變遷，研究某一作家的思想創作，都不能不涉及學術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的影響。在這方面，晚清唐晏《兩漢三國學案》給我們提供了極大便利。本書以資料匯編的形式，揭示了兩漢至三國儒家思想由盛而衰的發展趨勢。取材雖以正史為主，還兼采別史、雜傳、字書、古注，內容比較廣泛。在編排上，首列《周易》，以下按次序列 《書》《詩》《禮》《春秋》《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等。每經之下，則以漢儒家法為斷，區分經學派別。一派之內，又依據師承關系或時代先后進行排列，凡宗派不明的則系于每經之末。這種編排有助于了解儒家經師的傳承關系。本書近有中華書局吳東民校點本，后附人名索引。

8.《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與《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

趙萬里編《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收錄自漢迄隋共六百余種墓志，拓本影印，為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提供了許多新的史料，特別值得重視。譬如《左棻墓志》，1931年洛陽出土，是研究左思、左棻的重要文物史料。《晉書·左思傳》載其父名雍，墓志則曰：左熹，字彥雍。其記左棻死日、葬日、葬地及碑陰所記左思全家成員等，均為《晉書》所不載^①。此書1956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其后又有新的墓志出土，如1969年出土的《劉岱墓志》，據此可以增訂劉勰世系，在劉爽名上應增劉撫，在劉粹名下應增劉岱。劉撫當為東莞劉氏之遠祖，而劉岱則為劉勰的堂叔^②。而據此墓志，有的學者又推翻了已為多數學者接受的所謂劉勰出身于庶族的看法^③。有鑒于此，趙超又在趙萬里舊著基礎上廣泛收羅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拓片及1949年至1986年間全國各地出土的墓志，輯錄而成《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由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排印出版。

9.《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與《四庫提要辨證》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200卷，分經史子集四部，收書三千四百六十余種，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余種。這些書，每一種都介紹其大旨及著作源流，同時還要“列作者之爵里”，“考訂本書之得失”以及辨訂文字增刪、篇章分合等。當時參加纂修四庫全書和撰寫提要的人，像戴震、邵晉涵、周永年、姚鼐等，都在某方面有所專長，總目對一些古籍的考訂，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當時的研究成果，訂正了前人的某些缺失，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加之有系統的編排，對于我們了解古代各類著作提供不少方便。

這樣一部包羅一萬多種書的巨制，其中引書錯誤、考證疏舛、評論失當、予奪不公，極難避免，故匡謬補闕的著作時有問世。余嘉錫先生《四庫提要辨證》24卷為集大成之作，是作者一生精力所萃。即以王通《中說》為例，其人其書，歷來有質疑，如果不澄清這個問題，則隋代思想史、文學史很難寫好。余先生參閱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從作品內容、版本到作者生平都作了翔實的考證，從而論證了隋末確有王通其人，唐初確有《中說》一書。另外，研究漢魏晉南北朝小說，碰到的首要問題便是辨析真偽。而說部歷來不為學者重視，作者、版本、年代等問題成堆，稍有不慎，便容易為舊說所誤。余先生詳于說部。僅從《余嘉錫論學雜著》《世說新語箋疏》兩書中不難看出，他在說部方面有極深的功底。反映在這部《辨證》稿中，便是大量的關于漢魏六朝小說的考證。每一則考證都力求窮本溯源，匯集古學眾說，斷以己意。其資料之豐富，論斷之精確，已為學術界一致公認。

10.考史諸作

閱讀魏晉南北朝有關史籍，應特別注意后代考訂史書的著作，特別是清代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大致可分成兩類：一是考訂，二是補遺。考訂類著作，以顧炎武《日知錄》33卷、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20卷、《廿二史考異》100卷、王鳴盛《十七史商榷》100卷、《蛾術編》82卷、趙翼《廿二史札記》36卷、《陔馀叢考》43卷等為杰出代表。《日知錄》包括作者三十多年讀書心得，涉及經義、故事、世風、禮制、科舉、藝文、訓釋名義、辨古事真妄、論史書筆記、論古書注釋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博瞻而能貫通，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后筆之于書，故引據浩博而��牾者少”。其中論及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內容，如卷二一“庾子山賦誤”、“于仲文詩誤”、“郭璞詩誤”、“陸機文誤”等，卷二六論及中古各史諸條，均有重要價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黃汝成《日知錄集釋》，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年又有排印本，將李遇孫《日知錄續補正》、丁晏《日知錄校正》、俞樾《日知錄小箋》、黃侃《日知錄校記》四種分別插入“集釋”各條之后，檢閱極便。《十駕齋養新錄》大致分經學、小學、史學、官制、地理、姓名、古書、金石、詞章、術數、儒學、雜考等類，在考訂文義、制度等方面成就很大。其中卷一六論“古詩律詩之別”、“雙聲亦韻”、“沈約韻不同于今韻”等，對永明文學研究有參考作用。《十七史商榷》審定事件虛實，考辨經傳異同，尋繹文人心跡，用思較為細密，如卷五十九“王融屢陳北伐”條、卷五五“沈約勸殺巴陵王”條等，對此二人的分析非常精細。趙翼《札記》與錢大昕《考異》有所不同，錢氏重于訓話、典章制度，而趙書則重在考訂史實、尋繹概括，如“九品中正”條、“六朝清談之習”等，對魏晉六朝時期的選舉制度和社會風氣作了細致的分析，頗能啟發思考。

補遺著作，比較有價值的均已收入1936年開明書店編《二十五史補編》中，這部書匯集宋、清和近代學者的續補考訂正史表志著作245種，其中不僅包括一百八十多種世有流傳的，而且還有六十多種堪稱“海內孤本”的稿本、寫本。在這二百多種書中，關于東漢以迄隋代的考訂續補專著就多達一百四十余種，占全書一半以上，包括像章宗源、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等尤為舉世所公認的力作。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這些學術名著是經常要翻檢的，當作為案頭必備之書。

文獻類編性質的著作，以《白孔六帖》及《太平御覽》最值得關注。特別是《太平御覽》，引用書目一千多種，其中十之七八今已失傳，賴是書得以保存斷篇殘簡。不論輯佚或是校勘，歷代研究者都把它當作寶山。中華書局1959年據商務印書館影宋本縮印行世，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注釋

① 周叔伽原輯、周紹良整理的《牟子叢殘新編》由中國書店2001年出版,輯錄豐富的資料。② 嚴可均、逯欽立輯錄先唐詩文,此書已充分利用。唯嚴輯仍有遺漏。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仍有補輯。① 參見興膳宏《〈文心雕龍〉與〈出三藏記集〉》,見《興膳宏〈文心雕龍〉論文集》,齊魯書社1984年版。② 《新唐書·藝文志》作“釋亡名撰”。① 參見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中華書局1982年版。② 唐劉��《隋唐嘉話》曰:“虞公之為秘書,于省后堂集群書中事可為文用者,號為《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而《書鈔》盛傳于世。”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四亦稱“北堂者,省中虞世南鈔書之所也。”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四“其書成于隋世。”① 嚴可均《書陳禹謨刻本〈堂書鈔〉后》,轉引自孔校本卷首《敘錄》。② 據北京大學研究所1923年的統計,收書為一四三一種,文載《北京大學二十五周年紀念研究所國學門臨時特刊》。③ 汪辟疆《藝文類聚校序》,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5年版。① 參見徐傳武《左思左棻研究》,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版。② 參見王元化《劉勰身世與士庶區別問題補記》,載《文心雕龍創作論》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③ 參見周紹恒《劉勰出身于庶族說獻疑》,《懷化師專學報》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