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劉義慶

褚公于章安令，遷為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shù)人，投錢塘亭住。爾時吳興沈充為縣令，當(dāng)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qū)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quán)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傖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yuǎn)近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于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世說新語》

這則記載之富于意趣，是因為它入木三分地刻下了勢利中人的可笑情態(tài)，并給人以悠遠(yuǎn)的思索。

文中勾勒了三個人物。

第一位是褚季野(名裒)，后來官做到“太傅”，當(dāng)時已擔(dān)任權(quán)勢顯赫的太尉庾亮之參軍，很可以“狐假虎威”一番的。誰知他在“出差”時，忘了通報自己的身份，這就難免要倒楣——竟被錢塘亭吏趕到了粗陋不堪的“牛屋”去住，然而他居然不動聲色，就到“牛屋”里安頓了——僅這一條就教人欽佩：畢竟是未來“太傅”，肚量也自有“撐船”之勢！

第二位是錢塘亭吏。可別小覷了這類小吏，他們在迎來送往的官場中混久了，在恭上傲下的勢利方面，有時比僅憑衣冠能辨貴賤的看家犬還可怕。飛將軍李廣當(dāng)年賦閑在家，以“故將軍”身份經(jīng)過霸陵亭，不就被喝得爛醉的亭吏大聲呵斥：“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其實正因遇上了失勢的“故將軍”，他才敢如此無禮；倘真是“今將軍”，他恐怕連酒都會嚇醒的罷？錢塘亭吏遇到的，則是毫不起眼的一介“傖父”，既然看不出有即將“發(fā)跡”的異狀，自然就失了身價。所以，當(dāng)縣令的“尊貴客”將到之前，他幾乎不須考慮，就把褚季野當(dāng)作馬牛一般“驅(qū)”進(jìn)了“牛屋”。他因此挨了縣令的一頓“鞭撻”，雖然未免冤枉，畢竟也挨得應(yīng)該——誰教他這般勢利呢？

最可笑的還得數(shù)那位縣令，送走客人后，聽說“牛屋”中有位“傖父”，就想拉來作伴飲，似乎頗不計較身份。其實在他直呼“傖父”和“姓何等？可共語”的發(fā)話中，即已拿足了居高臨下的官長架勢——當(dāng)了縣令，就可以如此對人頤指氣使了么？不過，一當(dāng)聽說對方是“褚季野”時，這嘴臉便霎時變了。文中描述他又是“大遽(急)”，又是“修刺”(送上“名片”)，而且馬上呼喝下人“更宰殺為饌具”。其惶急、媚恭和急于討好的情態(tài)，只此數(shù)語，便躍然紙上。這正是《世說新語》的簡約傳神處。令人難以忍受的，他偏偏還要在褚季野面前“鞭撻”亭吏！——一邊是媚上，一邊即又把“過錯”推諉給下人，甚至不惜濫施淫威，實在教人看了作嘔。

奇怪的是，褚季野卻還坐得住，而且“與之酌宴，言色無異”，這是需要相當(dāng)高的修養(yǎng)功夫的。倘要遇著剛性烈腸的嵇康，恐怕早就拂袖而去了！這樣看來，褚季野又有些不可愛了：他自己雖不拿腔作勢，卻又喜歡下屬之輩為他拿腔作勢——社會上的勢利之風(fēng)，不正是被這類道貌岸然的權(quán)勢者所煽揚(yáng)和縱容起來的么！

媚于權(quán)勢而倨傲下人，這是幾千年來通行的世態(tài)病。它之歷來為人們所不齒，而又歷來有人愛好，就在于“勢利”中之那個“利”字。媚于權(quán)勢，“利”在得到賞賜和拔擢也；倨傲下人，“利”在他人攀附己之權(quán)勢也。這種人活在世上，完全靠俯仰他人生存，而喪失了人所最可寶貴的獨立人格。像錢塘縣令這樣的角色，活著就如斷了脊梁骨的癩皮狗一樣，居然還洋洋自得，豈不可悲！這樣一想，便愈覺得陶淵明之“不為五斗米”向官場權(quán)勢人物“折腰”，實在是顯示了許多人所喪失殆盡的獨立人格之美。

這種超越于“勢利”之上的獨立人格，是歷史上許多杰出人物所追求過的，也是后世人們真正值得追求的。因為唯有它，才能帶給人們以自由舒展的偉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