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五世紀，劉宋宗室劉義慶在他的佚事小說《世說新語·假譎》中記錄了一個小故事：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余，乞粗存活，便足慰吾百年，何敢希汝比。”卻后少日，公報姑曰：“已覓得婚處，門第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即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這件事是否真實，歷來多有持懷疑態度者。為此書作注的劉孝標即認為：“按《溫氏譜》，‘嶠初取李恒女，中取瑯 王詡女，后取廬江何邃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虛謬。”作為歷史，這也許是傳聞失實、子虛烏有之事。但作為一則小故事，它的某些特色卻吸引了后代的一些文人墨客的興趣。這些特色主要有：一、它在歷史上最早提到以一實物玉鏡臺館合了一對姻緣，為后世才子佳人私相傳遞，以作定情之物提供了先例。二、這里還提出了中年人喪妻續弦、因而不敢自媒的困擾。三、溫嶠求婚帶有某種喜劇色彩：名為作冰，實乃自薦;似為冒名騙娶，可又不傷大雅，因而給后人留下不少可供想象的余地。初唐詩人張紘在《行路難》詩中寫道：“君不見溫家玉鏡臺，提攜抱握九重來。君不見相如綠綺琴，一撫一柏鳳凰音。人生意氣須及早，莫負當年行樂心。”詩中將溫嶠求偶之玉鏡臺與司馬相如求凰之綠綺琴相并列，以表達早求佳偶、莫負及時行樂之意。晚唐詩人李商隱《中元作》有句云：“舉權雖得全條脫，溫嶠終虛玉鏡臺。”上句寫仙女綠萼華曾贈羊權全玉條脫(即腕釧)各一，暗指所詠之人實有所歡;下句借溫嶠事，喻終無下嫁。可見這些詩人筆下的“玉鏡臺”，僅僅用作求偶的符號來使用。這則故事的深刻內涵終于得到發掘，那應該是戲曲誕生以后的事。

宋元南戲戲文中有《溫太真》一本，見《九宮正始》。唯劇本已佚，僅存少量殘曲。大約是首場有結句云：“離合悲歡天自管。”似為溫嶠自訴妻喪后無可奈何之心情。元代大戲劇家關漢卿有《溫太真玉鏡臺》有中華書局版《元曲選》本一劇，是對這一故事進行全面加工、深化、再創作了寫成的一部著名雜劇，為我們再現了一部由于中年喪妻、中饋乏人，故追求、媒娶年輕少女，但因年齡差異而帶來夫妻不合諧，造成種種困擾，以及最終獲得解決的喜劇。

雜劇中的溫嶠是個翰林學士，他聲名顯赫，躊躇滿志，滿口夸耀：“我正行功名運，我正在富貴鄉。俺家聲先世無誹謗，俺書香今世無虛誑，俺功名奕世無謙讓。遮莫是帽檐相接御樓前，靴蹤不離全階上。”他內心唯一的苦惱和不滿是家室尚虛，中饋無人。他滿腹愁緒地訴說道：

不枉了開著全屋，空著畫堂，酒醒夢覺無情況，好天良夜成疏曠，臨風對月空惆悵。怎能夠可情人消受錦幄鳳凰衾，把愁懷都打撇在玉枕鴛鴦帳。([寄生草么篇])

這應該是中年喪妻所帶來的愁苦，盡管這一點劇中并沒有明確交代。因此，當其從姑劉氏請他教十八歲女兒劉倩英彈琴寫字時，他初見到那“消人魂魄”的美貌，不禁一見傾心，贊揚“是好一個女子也啊!”并隨即陷入了刻骨相思之中。表示“若還來此相親傍，怕不就形消骨化，命喪身亡”。當劉氏要倩英拜見哥哥時，他離椅站立，欠身還禮;劉氏又要倩英以師生之禮拜見，溫嶠又身半坐，不敢受禮。這么做的目的，不過是為了保持一種可以發展為婚姻關系的平等身份。溫嶠手把手教她寫字時，趁機捻了她手腕一把，這也不是單純的調戲，更主要的是傳遞出一個愛情的信息，但想不到卻遭到劉倩英的嚴辭指斥。溫嶠想追求劉倩英，但又無法可想、無計可施之時，正好劉氏鄭重其事地一心托他為女兒倩英“保一門親事”。溫嶠正中下懷，暗地有自婚之意;但限于姑表之親，有所不便，于是就托辭說：“翰林院有個學士……年紀和溫嶠不多爭，和溫嶠一樣身形。據文學比溫嶠更聰明，溫嶠怎及他豪英!”在得到劉氏同意之后，他隨即送上玉鏡臺一枚“權為定物”，并強調：“但得人心至誠，也不須禮物豐盈。”

及至結婚行禮之后，劉倩英發現新郎正是溫嶠，不禁勃然大怒：“這老子好是無禮也!”并表示：“兀那老子，若近前來，我抓了你那臉，教他外邊去!”堅持拒不就親。不管溫嶠如何做小伏低，低聲下氣，苦苦哀求，甚至在媒婆前下跪，求她幫忙說和，但都無效果。以至婚后兩月，未能同房，倩英沒叫過他一聲丈夫，始終不肯承認這椿婚事。京城王府尹知道此事，奏過皇帝，特地設下一個水墨宴，又名鴛鴦會，教他們夫妻和會。席間，命溫嶠吟詩作賦：有詩的，金鐘飲酒，夫人插金鳳釵，搽官定粉;無詩的，瓦盆飲水，夫人頭戴草花，墨污面皮，以為羞辱。劉倩英感到害怕，才再三央求溫嶠寫詩。溫嶠雖才高八斗，學貫珠璣，但卻有意俄延，拿腔做勢。直到劉倩英正式喚他聲丈夫，答應隨順之后，才即席吟詩曰：“不分君恩重，能憐玉鏡臺;花從仙禁出，酒自御廚來。設席勞京尹，題詩屬上才。遂合魚共水，由此得合諧。”這一對夫妻經此曲折，才真正成為連理。溫嶠得意地唱道：“從此姻緣注定姻緣簿，相思還徹相思苦。剩道連理情濃，于飛愿足。可憐你窈窕巫娥，不負了多情宋玉。”全劇在歡樂中結束。

對于這部喜劇的實質，歷來多有不同看法。否定者或認為它“替老夫少妻不合理婚姻辯護”，或把它歸結為：對士大夫風流韻事很欣賞”。這些理解其實并不符合劇本實際。溫嶠固然長于劉倩英，但年齡相差并不像人們理解的那么大。劇中多處強調“我老則老爭多的幾歲”，“也只差了這一分年紀”，“又不是年近桑榆”。既然歷史上的溫嶠死時也才止四十二歲，那末根據歷史人物的塑造的溫嶠形象此時最多也不過三十來歲。他僅僅是中年續弦，還算不得“老夫少妻”。而這一點年齡上的缺陷，還可以從才能和感情上取得補償。譬如溫嶠是個翰林學士;但劇本始終強調的都是他的才華而不是官位。他與劉倩英的結合，符合郎才女貌的封建婚姻標準。水墨宴上即席賦詩，溫嶠正是憑借自己的才華，而不是權勢，才贏得劉倩英的回心轉意。至于溫嶠對劉倩英感情的誠篤、愛戀之專一，這乃是劇本肯定并贊美這對婚姻的主要理由。溫嶠再三申明：“你若別尋個年少輕狂婿，恐不似我這般敬重你。”并發誓決不喜新厭舊，不另娶“兩婦三妻”，“便有那瑤池仙子無心覷，月殿嫦娥懶去窺”。故而在倩英拒不成親之時，他只是一味地做小伏低，委曲求全，耐心說服，長期等待，而決不以勢壓人，強迫就范，并不想采用“夫為妻綱”的合法權威。而是把矛盾的解決，完全寄托在對方心甘情愿的基礎之上。這種夫妻間的平等相待，尊重對方以解決矛盾的做法和態度，在當時應該是難能可貴的，根本扯不上什么“風流韻事”。

劉倩英之所以不肯隨順，主要還是過于看重對方外表的年輕風流，在較少考慮內心的至誠專一。溫嶠反復勸告她不要“少年心想念著風流配”。因為，這種重外表不重內心的擇偶標準，會忽視對方品質，以致于“還不到一年半載，他可早兩婦三妻”。社會上大量的情況都是這樣：“論長安富貴家，怕青春子弟稀;有多少千金嬌艷為妻室。這廝每黃昏鸞鳳成雙宿，請早鴛鴦各自飛，那里有半點兒真實意?把你似糞堆般看待，泥土般拋擲。”溫嶠所揭露的這些現象，在上層社會無疑是相當普遍的。除此之外，我們民族習慣心理上初嫁閨女不愿為人填房的習俗，也許應該是造成劉倩英對這椿婚事帶有一種本能的反感的心理因素。不過，這一點劇本并沒有充分展開。

這對婚姻從矛盾、抵觸、反抗到終于和好的曲折過程及其一系列喜劇沖突，引起了后代作家，特別是明清傳奇作家的極大興趣。以這一故事為主要題材的傳奇，僅明代就有朱鼎的《玉鏡臺記》清遠堂的《玉鏡臺》、孫××的《玉鏡臺》，以及范文若的《花筵賺》。但今存者僅朱本及范本，余皆佚。而僅存的兩種傳奇都對關漢卿的雜劇進行了較大程度的修改，不單把關漢卿四折短劇擴充為近三四十出的大型戲曲;更主要的是從整個劇本的思想、主題、情節、關目諸方面進行了重新構思和徹底改造，使之與雜劇面目全然不同。而這種改造又體現了后戲曲作家不同的時代風格和藝術趣味。

朱鼎系明萬歷間人，他的《玉鏡臺記》有(《古本戲曲叢刊二集》本)共四十出。但寫溫、劉婚事只有探姑、議婚、下鏡、成婚等短短的四出，其內容遠較關漢卿雜劇為少。劇本不但刪去了拜師學字這一情節，又極大地壓縮了冒名求婚這一關目。讓溫嶠在說明他所保親之人“門第才望，不減小生”之后，在送來玉鏡臺作為聘禮之前，便主動承認所保之人“便是溫嶠”。因而使得原來在溫嶠與倩英(此劇改名為劉潤玉)之間，由子年齡差異、擇偶標準不同而產生的對立和沖突，整個兒被瓦解冰銷，溫嶠與劉潤玉，無論在成婚前后，始終都相處得非常和諧，不存在任何矛盾。為了突出瀉染他們之間的和諧關系，劇本強調溫嶠乃是一個“青年才子”，“有宋玉之才、潘安之貌”，以便使這一對本來屬于并非十全十美的有爭議的婚姻，改造成為“天作之合、一雙兩好”、“佳人才子兩相宜”，“莫說小姐喜歡，眾梅香皆喜歡”的完全符合封建主義的理想婚姻。劇本之所以要把溫、劉婚姻理想化，其目的正是為了把溫嶠一生理想化，把他塑造為一個封建社會中少見的文武全才，而又家室幸福的完人。在劇本中，理想婚姻乃是他一生事業的起點。接下的三十多出，基本上游離于溫、劉婚姻之外，主要敘述溫嶠一生的文事武功，特別是他在御外侮、平內亂中的赫赫戰績。這部分內容多本史傳，間或也采用一些民間傳說。作者把歷史上的一些著名小故事，如新亭對泣、聞雞起舞、絕裾辭母、渡江擊楫、燃犀照怪等等，全部都加以搜羅，并組織到這部龐大的劇本之中。當然，劇中也插入了幾出如母妻思憶、閨思、寄書、得書等情節，以開展溫嶠家庭的敘寫，使英雄事業與兒女私情構成為南戲雙線發展的格局。劇本特別著重描寫了王敦謀反時，派人拘捕溫嶠母妻借以瓦解溫嶠斗志，要挾溫嶠投降;但溫嶠及其母妻雙方都以忠貞自勵。其妻雖在獄中，仍托人帶出玉鏡臺及書信，勉勵溫嶠盡忠王室，勿以妻室為念。正是在這種朝延安危重于家室聚散、封建道德壓倒兒女私情的觀念指導下，溫嶠終于帶兵平定了王敦之亂，最后也贏得了母子夫妻，滿門歡聚團圓。

范文若系明末人，他的《花筵賺》(有《古本戲曲叢刊二集》本)是二十九出。但其內容與朱劇、關劇均大異其趣。劇中溫嶠才二十過頭，但須髯滿面，其貌不揚。被其姑留住書館，教其侄兒溜兩誦讀，而與其女碧玉小姐并未見面。溫嶠慕名而想見小姐一面，乃與其較年輕美貌之密反謝鯤化裝為打花鼓的叫化，借機以觀看小姐面容。小姐亦察知二人并非乞兒，特別垂意于謝鯤，彼此有情。謝鯤為小姐美貌所吸引，他又一個人獨闖后園，躲在花叢中偷窺碧玉、被丫鬟芳姿發覺，他詭稱自己就是溫嶠。芳姿告訴小姐，從此碧玉小姐愈加思戀溫嶠。一夕小姐與芳姿庭中賞月，碧玉乃賦情詩一首，并寫在團扇之上;芳姿將團扇拋過隔墻書館，為溫嶠所拾得，引起他的無限相思;但此扇又為謝鯤所竊得。謝鯤乃連夜跳墻。復冒充溫嶠，想以詩句為憑，欲調戲碧玉。碧玉已回轉閨房，謝鯤卻被溫嶠撞見，并加斥責，爾后又遭到院子等人責打。謝鯤一氣之下，乃遠走他鄉，求取功名去了。這邊芳姿也愛慕溫嶠，乃假扮小姐，走進書房，誦題扇之詩以誘嶠。二人正打算互訴衷腸，正好碰上劉母來房，芳姿匆匆離去。劉母為其女托溫嶠代選一佳婿，溫嶠有自婚之意，但耽心自己面容不佳，乃托名謝鯤，并以玉鏡臺作為聘禮。正當婚事定下之時，王敦在武昌謀反，因慕溫嶠才名，派人將他劫走。王敦計劃進攻金陵，為穩定溫嶠之心，又派人將碧玉母女及芳姿接來武昌。溫嶠才得以在軍中與碧玉小姐舉行婚禮。碧玉見新郎須髯滿面，與原先思慕之人面貌不同，乃遣芳姿自代與溫嶠成婚。后來碧玉見溫嶠才氣煥發，吐屬不凡。才真正愛上了溫嶠。此時謝鯤已得功名，正領失前來，討伐王敦。溫嶠乃與謝鯤里應外合，終于蕩平王敦之亂。二人均立功高升，最后乃以芳姿嫁謝鯤為妾，雙方均大歡喜云。

玉鏡臺的故事，從關漢卿到朱鼎，再到范文若，可以說經歷了這么三個階段。關劇是喜劇，它突出了由于騙婚所形成的矛盾及其最后解決、兩情融合的過程，其主旨在于說明一種有一定意義的擇偶標準。朱劇則把冒名騙婚這一關目盡量縮小，使之無關宏旨，目的在于最大程度上壓縮甚至取銷其喜劇因素，以便把它改寫成為一部比較嚴肅的正劇。劇本的內容重點在于突出建功立業的人生價值和宣揚封建道德觀。而范文若的《范筵賺》則竭力突出騙婚這一關目，把本來屬于一種靈機一動式的權宜之計，改寫成處心積慮地對已經形成的誤會的有意識的利用，以便把冒名騙婚的過程寫得極其復雜和曲折，使之成為全劇的中心線索，從而擴大其喜劇因素。讓溫嶠和謝鯤“兩人摸來摸去，你裝做我，我裝做你”，憑空增添了許多冒認和誤會所造成的噱頭，近乎于所謂的鬧劇。其創作意圖，主要是為了表現文人在求偶問題上的風流自賞、逢場作戲的浪漫和放蕩，以便塑造出兩個流氓兼英雄的角色。但可惜的是，由于劇本格調不高，對于這兩平叛的英雄，塑造得并不成功，倒是對這兩個近乎小丑的調情手段，渲染得淋漓盡致。可見，對玉鏡臺這一題材的社會內容的闡述，關漢卿的雜劇應該是最為成功之作。朱劇與范劇，相對于關劇而言，都是一種倒退。不同的是：朱劇倒向了封建主義一邊;而范劇則滑進了歌頌文人風流韻事、庸俗鬧劇的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