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以來的小說和戲曲里，董永與七仙女的愛情故事，始終和一棵老槐樹分不開：他們最初在這棵樹下相見，由老槐樹作媒，結成了恩愛夫妻;后來工滿返家，又來到這棵老槐樹下，當時董永正樂滋滋地憧憬未來，而七仙女卻滿腹愁苦，難以明言，更不愿與董永分離，但“大限”已至，她無力抗拒“天命”與“父命”，最后不得不演出一幕人間最苦痛的生離死別的悲劇。所以這個始于槐蔭、終于槐蔭的人神戀愛故事，正不妨稱之為“槐蔭情緣”。

“情”是這個故事的內核和生命。但這種“情”長期被封建倫理道德、被“天命”與“父命”所禁錮。這個故事的演變過程，正是“情”的釋放過程，“情”的成熟過程。我們就沿著這條脈絡，來探索這個故事的發展與成熟。

一

追溯源流，我們不難發現，董永天仙配的故事，和人們稱道的中國四大民間故事(即牛郎織女的故事、孟姜女尋夫的故事、梁山伯祝英臺的故事、白蛇傳的故事)一樣古老，一樣流傳甚廣，一樣影響深遠。僅就其流傳之廣來說，光董永的籍貫就眾說紛紜;隨其籍貫的不同，董永的傳說和遺跡竟遍及大江南北。東漢武梁祠石刻畫像上，標明他是千乘(今山東博興縣)人。《博興縣志.人物志》稱：“董永墓在今崇德社(今陳戶鎮)，去墓數里有董家莊，永故宅也?！苯涍^論證，學術界確認了這一說法，并相信董永確有其人。但湖北孝感縣也有董永墓，縣名也因董永而得名?！缎⒏锌h志》說：“漢靈帝中平中，黃巾起，渤海騷然，永奉父來徙……永沒葬父墓側。相傳董家湖舊有裴巷，即其處也?！敝两裥⒏锌h還流傳著許多董永和他兒子董仲的傳說。唐《敦煌變文》中的《董永變文》，也稱董永為“孝感先賢”，可見孝感說也由來已久。明洪梗編的《清平山堂話本》中，收有《董永遇仙傳》，記中稱“董永字延平，東漢中和年間淮安潤州府丹陽縣董槐村人”，作者言之鑿鑿，連那里的槐樹也賜姓“董”了，人們不由得不信，于是有些戲曲和說唱故事，就采用了丹陽說?？墒墙K《東臺縣志》卷二十二傅二摘引《晏溪志》，稱董永是東臺縣西溪鎮人，“今西溪鎮永與父墓并在焉”，東臺縣同樣有許多董永的傳說和遺跡，以致至今還有人說董永是東臺人。此外還有別的說法，如淮南說，自然全都出于傳聞。一個故事人物的籍貫竟有這么多不同說法，這在傳說故事中也是少見的，這就足以證明董永故事的確流傳甚廣，影響甚大。特別是安徽黃梅劇團的《天仙配》搬上電影銀幕之后，董永與七仙女的故事幾乎家弦戶誦，婦孺皆知。他們的愛情悲劇曾震撼了無數青年男女的心弦，并啟迪著他們的思想。

董永故事原只是一個民間孝子的故事，但在漫長的流傳過程中，它不斷地被人們豐富和發展，不斷改變著故事的面貌和主題;紀實性逐漸被削弱，神異化逐步被增強，人情化而后又沖淡了神異化，最終發展成了一個動人的人神戀愛的世俗故事，而且破倒地以悲劇來結束，折光地反映出人間的封建權勢、地位無情地摧殘了真正的愛情，給熱戀中的青年男女以沉重打擊，造成了難以愈合的心靈創傷，從而揭示了反封建的主題。這種質變的完成，大約經歷了將近十九個世紀的醞釀。探索這個故事的發展歷程，人們就會看到人類進步的歷史車輪，在思想文化領域留下的鮮明轍印，并從中受到一些啟發。

二

記載這個故事最早的文字，已被歷史淹沒了。今天我們能見到的早期文獻，是山東省嘉祥縣(漢時屬千乘縣)出土的東漢元嘉年間的武梁祠石刻畫像及畫像上的有關文字。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嘉祥縣陸續發掘出和搜集到東漢世族武氏墓群遺物。其中武梁祠石刻畫像最先被人發現。畫像刻造的具體年代，已無法確考，但石闕銘文標明東漢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據南宋洪適《隸釋》一書記載，《武梁碑》立于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則畫像的刻造，亦當去此不遠。

在武梁祠第三石第二層上，有一組六幅弘揚“孝義”的故事畫像，董永畫像即其中的一幅。其圖像是：右面的一棵大樹下，一老人面朝左，坐在一輛小車上，屈腰，仲右手前指，左手執一鳩杖，上題“永父”二字;一男子直立于老人左邊，左手執一農具，回頭顧盼老人，似在恭聽老人指點;男子與老人之間，從上至下刻有“董永千乘人也”六字;在董永像的上方，還有另一形象，因畫像石年代久遠，刻痕漫滅，形體模糊，難以辨認。于是有人認為它是垂袖飛舞的“織女”;有人認為它是只展翅飛翔的鳥，作裝飾用，或寓有“象耕鳥耘”之意，但“象耕鳥耘”是舜耕歷山的奇跡，與董永故事了不相關。細看圖像，該物體腳粗短，前肢細長，臀部圓滾，頭形略寬而呈三角形，無頸項，全不似鳥，倒像一只長翅膀的蟾蜍。蟾蜍在中國神話中被目為“月精”，雖非織女，也屑仙家，同具神話意味;何況憑空為它添了羽翼，自然可以上天下地，這就更引人遐想，也許它正好暗示著董永故事的不同凡響吧。從武梁祠的石刻群像來看，如果董永僅僅只是一個克盡孝道的貧雇農，而無其他奇跡，他是很難與畫像中的荊軻、管仲等名人并列的。因為當時“孝悌力田”的農民并不乏人，為何獨獨突出一個董永?當時世族士大夫的門閥等級觀念和貴遠賤近的思想，也決不允許他們把一個本鄉的普遍貧雇農的畫像刻在祖宗祠堂，作為對子孫進行孝道教育的樣板。因此，我認為千乘縣的董永能獲得這種殊榮，至少得具備這樣幾個條件：一、不僅“孝悌力田”，堪稱典范，符合漢代統治階級宣揚的“以孝治天下”的原則，還要“孝能感天”(像“二十四孝”中許多孝子那樣)，能證實當時儒家大肆宣傳的“天人感應”的理論，并聳動人們的聽聞，更有效地推行孝道。

二、董永生活的年代，應比武梁祠石刻畫像刻造的年代早得多。董永決不可能生活于東漢末年，倒是劉向(?)《孝子圖》所說的“前漢董永”，更接近事實。這是因為要神異化這個現實故事，需要—段較長的時間距離;要使這個故事廣為流傳，致使本地人也信假為真，并對之肅然起敬，這也需要一段較長的的時間距離。曹植在黃初年間寫的《靈芝篇》曾這樣描述董永的故事：

董永遭家貧，父老財無遺。舉假以供養，傭作致甘肥。責(債)家填門至，不知何用歸。天靈感至德，神女為秉機。

末后這兩句詩，就證明了這個孝子故事早已神異化了，以至曹植把它當作一個典故，與虞舜、伯瑜(即老萊子)、丁蘭的故事并列于詩中。曹植寫這首詩的時間，距武梁祠的建造時間，相距并不太遠，何況寫詩以前董永故事就已神異化了，因而很難令人相信這個故事的神異化就在這短短的時間距離內完成。只是由于石刻畫像不同寫作詩歌，畫面上只能攝取一個“鹿車載父自隨”的鏡頭，而不可能較充分地顯示這一故事的神異化。曹植的這首詩，也不是專詠董永的，而是借古人為例，伸述自己的孝思，以喚起乃兄曹丕的手足之情;但詩中還是顯示了董永的不平凡的際遇：“天靈感至德，神女為秉機”，這比武梁祠石刻畫像上帶翼蟾蜍暗示的意思，自然明晰得多。至于神女以何種身份為董永秉機，在什么情況下為董永秉機，詩中都無交待。這有三種可能：一種可能是曹植要突出的只是“天靈感至德”，而不及其他;一種可能是這個故事當時十分流利，沒有必要在詩中詳細陳述;另一種可能是，董永故事當時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情節尚未豐富，董永與神女之間還只存在受惠與施惠的關系，故詩中只提“秉機”，而不及其他。我認為這三種可能都存在，當時流行的董永孝行感天的故事，還只是為了突出他的孝，對后來的“天仙配”故事來說，也許還只是一個粗坯。

三

董永故事發展到晉代，才初具“天仙配”的眉目。晉干寶《搜神記》中的董永故事，就具有這種特點：

漢董永，千乘人，少偏枯，與父居。肆力田畝，鹿車載父自隨。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為奴，以供葬事。主人知其賢，與錢一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主人，供其奴職。道逢一女，曰：“愿為子妻?！彼炫c之俱。主人謂永曰： “以錢與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葬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報厚德?！敝魅嗽唬?“婦人何能?”永曰：“能織?！敝魅嗽唬骸氨貭栒?，但令君婦為我織縑百匹?！庇谑怯榔逓橹魅思铱?，十日而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償債耳?！闭Z畢，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在這個故事里，董永與織女已是夫妻，但織女只是被天帝差遣，任務是“助君償債”，夫妻感情卻無絲毫流露，故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毫無掛戀。和這一記載在內容與文字上都很接近的，還有據說是引自劉向《孝子圖》或《孝子傳》中的四篇董永故事。唐初釋道世編纂的《法苑珠林》卷六十二中的那一篇，引自《孝子傳》：

董永者，少偏枯(孤)，與父居，乃肆力田畝，鹿車載父自隨。父終，自賣于富公，以供喪事。道逢一女，呼與語云：“愿為君妻。”遂俱至富公。富公曰：“女為誰?”答曰：“永妻，欲助償債。”公曰：“汝織三百匹，遣汝?！币谎水?。出門謂董曰：“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償人債耳?！闭Z畢，忽然不知所在。

《孝子傳》確有其書，敦煌寫本中就有一本，其中的董永傳文字與此有所不同：

董永，千乘人也。少失其母，獨養于父。家貧傭力，篤于孝養。至于農月，永以鹿車推父至畔上，供養如故。后數載，父歿，葬送不辦。遂與人貸錢一萬，即千貫也，將殯其父。葬殯已畢，遂來償債。道逢一女，愿欲與永為妻。永曰：“仆貧寒如是，父終無以殯送，取主人錢一萬，今充身償債為奴，烏敢屈娘子?”婦人曰：“心所相樂，誠不恥也?！庇啦坏靡?，遂與婦人同詣主人。主人曰：“汝言本一身，今二人同至，何也?”永曰：“買一得二，何怪也?”“有何解也?”答曰：“能織綃。”主人云：“但與織絹三百匹，放汝夫妻歸還?！笨椊浺谎媒嬋倨?，主人驚怪，遂放二人歸回。行至本期之處，妻辭回：“我是天之織女，見君至孝，天帝故遣我助君償債。今既免子之難，不會久在人間。”言訖，由升天。永掩淚不已。天子征永，拜為御史大夫。出《孝子傳》。

敦煌寫本五代句道興《搜神記》，所引《孝子圖》上的文字，卻又是這樣：

昔劉向《孝子圖》曰：董永者，千乘人也，少失其母，獨養于父，家貧困苦。至于農月，與轆車推父于田頭樹蔭下，與人客作，供養不闕。其父亡歿，無物葬送，遂從主人家典田，貨錢十萬文。語主人曰：“后無錢還主人時，求與賣身主人為奴，一世常(償)力。”葬父已了，欲向主人家去。在路逢一女，愿與永為妻。永曰：“孤窮如此，身復與他人為奴，恐屈娘子。”女曰：“不嫌君貧，心相愿矣，不為恥也?！庇浪旃驳街魅思?。主人曰：“本期一人，今來二人，何也?”主人問：“女有何伎(技)能?”女曰：“我解織?！敝魅嗽唬号c我織絹三百匹，放汝夫妻歸家。”女織經一旬，得絹三百匹。主人驚怪，遂放夫妻歸還。行到本相見處，女辭永曰：“我是天女，見君孝行，天遣我借君償債。今既償了，不得久住?！闭Z訖，遂飛上天。前漢人也。

宋朝李昉等編纂的《太平御覽》卷四一一上的董永傳，據稱也引自劉向《孝子圖》，文字又有差異：

前漢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后若無錢還君，當以身為奴?！敝魃蹴?。永得錢葬父畢，將往為奴。于路逢一婦人，求為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為奴，何敢屈夫人為妻?”婦人曰：“原為妻，不恥貧賤?！庇浪鞂D人至。錢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于理乖乎?”主問妻曰：“何能?”妻曰：“能織耳?！敝髟唬骸盀槲铱椙ソ?，即放爾夫妻?！庇谑撬骶€，十日之內，千匹絹足。主驚，遂放夫婦二人同去。行至本相逢處，乃謂永曰：“我天之織女，感君至孝，使我償之。今君事了，不得久停。”語訖，云霧四垂，忽飛而去。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順著時代順序抄錄這五篇異文(包括干寶的那一篇)，是因為，我認為民間故事的發展是緩慢的積累，其發展的方式，往往是后人對前人的說法一點一滴地進行刪削和增益。一般說來，它越來越完善，越來越豐滿，但它前進的道路往往不是直線上升的，有時停滯，有時曲折。通過上引的五篇異文的比較，我看可以得出這樣的一些看法：

一、從內容與文字來看，《孝子圖》、《孝子傳》中董永故事，實皆據干寶的原文增改而成，增改的結果是情節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合理，但毫無疑問它們仍屬于同源故事。

二、《孝子圖》、《孝子傳》不可能是二書，不然它們的文字不會如此近似。情況很可能是這樣：書中原有圖有傳，“傳”是“圖”的解說詞，“圖”是“傳”的插圖或連環畫。其書不見于歷代書目，而流傳于民間，在流傳的過程中，可能沒有固定的書名，重圖者稱之為《孝子圖》，重傳者稱之為《孝子傳》，諸家所引實只是孝子傳。其作者已不可考，托之劉向，是為了抬高它的聲價。文中的“前漢董永”、“前漢人也”，就證明它決非劉向之作。因為劉向活著的時候，決不可能預見到還有一個后漢，而預作前、后漢之分。但書中特意標出“前漢”，顯然是引文者有鑒于當時有人弄錯了董永的時代，而引文者又掌握了確實材料，故特意標出，以正俗說，即使行文累贅也顧不得了。

三、《孝子傳》與《孝子圖》雖非劉向所作，但至遲也是唐初之書，而且流傳甚廣甚久，因而屢見征引。在流傳的過程中，想來多系輾轉筆錄;有無刻本，不得而知。古人抄書，除經書外，每多改易;引文者，除經書外，亦時有改竄、增損。故同引《孝子圖》、《孝子傳》上的同一篇文字，而又互有差異。這種差異常常反映了這一故事在不同時代的發展，并將對后世產生影響。例如句本改“織女”為“天女”，這是考慮到傳說中的織女是有夫之婦，牛郎織女的愛情故事也應當珍惜，而不使之帶上污點。后世便沿著這條路子，使“天女”具體化，于是她便成了天帝的第七個公主——七仙女。又例如織絹之數，由一百匹增至三百匹，再由三百疋增至一千匹，這不僅反映了債主的貪欲，甚至是有意刁難，而且是為了表現天女的神通，并為眾仙女助織留下了地步。如果我們再考慮這個故事由“十日緣”發展為“一月緣”、“百日緣”，而天女一日織成十疋(這已是一個最大的定額)，要滿足“一月緣”就得三百疋，要滿足“百日緣”就得一千疋。又例如上引的五篇異文，雖還沒有出現那棵神奇的老槐樹，但《孝子傳》、《孝子圖》中已提到，他們的分離處正是“本相逢處”，后人讓這地方有棵槐樹，再演成一部《槐蔭記》，這可說是順理成章的發展。特別是文中寫到的董永拒婚的苦衷，為人的誠愨，天女“不嫌君貧，心相愿矣，不為恥也”的真情表白，對后世《槐蔭相會》那出戲，更有影響。所不足的是，天女的情還受到“天命”和“父命”的禁錮，因而分別時缺乏真情的流露，她的告別辭使人感到她仍沒有從“天靈感至德”的僵固的思想中解脫出來，她的神性仍多于人性，因而不可能走向一個真正的人的感情的世界。其結果是：董永故事雖已具備了“天仙配”的眉目，但由于缺乏真正的愛情，因而故事的主題只是在勸孝的基點上稍稍向前挪動了一步。

四

如前所述，由晉至宋，董永故事一直是沿著干寶《搜神記》所記故事的脈絡，向前發展的，但在唐代出現了一個插曲和變奏，那就是《董永變文》的出現。

變文原是佛教徒用來宣講教義的一種說唱形式，包括說、唱兩個部分。《董永變文》卻有唱無說，所以有人稱它為《董永詞文》。就故事的情節和細節來說，《董永變文》對董永賣身的經過，離家的情景，路遇天女時的對答，織錦的場面，都有所描寫，有所豐富，并對這個故事的發展產生過一定影響。例如織錦的描寫：

經絲一切總尉了，明機妙解織文章。從前且織一束錦，梭齊動地樂花香。日日總來都不織，夜夜調機告吉祥。錦上金儀對對有，兩兩鴛鴦對鳳凰。織得錦成便截下，揲將來，便入箱。

就都繪聲繪色。透過這些描寫，我們還可以想到：要“梭齊動”，就得有幾張機，就得有助手;請來的當然也是天女，自然要避凡人耳目，所以“日日總來都不織，夜夜調機告吉祥”。這里的“吉祥”，大概就是佛教中的“妙吉祥”，也就是一些女菩薩。后來《織錦記》等作品的有關描寫，顯然從這里獲得了啟發。但我認為《董永變文》的突出變異還不是這些，而是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以“帝釋”取代了“天帝”，使佛教介入了這個故事，并反映了佛教的中國化。佛教哲學的嚴格體系，原與儒、道兩家宣揚的“孝”風馬牛不相及，它強調的只是“三皈”、“四大皆空”、“六根清靜”。但佛教要打入孝道倍受尊崇的中國，它就不能不入鄉隨俗、改弦更張。唐初釋道世編纂《法苑珠林》，就把董永這類孝行故事視為一顆“珠”，而把它納入佛教的“珠林”之中。但他還只是摘抄儒者編寫的現成故事，而不是改編;《董永變文》則不同，它讓帝釋成了董永命運的主宰，以顯示其存在與威力，以獲得中國善男信女們對佛教的崇信。這一事實的本身，也說明了董永故事在當時的巨大社會影響。

二、以前的董永故事，大概是為了維護天國的尊嚴，突出“仙凡異路”，都不曾提到天女懷孕;在變文中，董永和天女卻有了一個孩子。天女回歸“本天堂”時，特意叮囑董永“好看小孩子”。這種親子、夫妻離別之情，本來是很感人的，是有文章可做的，可惜變文語焉不詳，失掉了一個抒情的好機會。也許佛教徒認為不應當渲染這種世俗之情，才特意為此處理的。但天女生子，卻把這個故事引向世俗化，并突破了“一月緣”、“百日緣”的期限。因為十月懷胎就非百日所能辦到，除非佛家另有妙用。后來的《百日緣》，讓天女懷孕后重返天庭，而后又生發出送子的情節，顯然是受到了變文的啟發。

三、由于留下了一個孩子，后來沒娘崽受到旁人嘲笑，便又生發出董仲尋母的情節，于是將句道興《搜神記》中《田昆倉》的后半部“田章尋母”的情節，改頭換面，融入于這個故事之中，并把“好陰陽”孫臏先生也拉了進來。由于孫臏卜卦通靈，泄漏天機，指示董仲在阿耨池找到了正在澡浴的母親。天女怪孫臏多嘴，讓董仲捎給他一個金瓶，結果金瓶吐出“天火”把孫臏的卦書燒卻了一大部分，從此人間就不知“天上事”了。這種拼合，對這個故事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雖無大的裨益，但它增強了故事的傳奇性，突破了紀傳體的束縛，有助于人們展開文學想象。從體制來說，以前的記事都篇幅短小，《董永變文》卻是一篇一百三十四行的七言韻文，算得上《鴻篇巨制》;就故事主人公而言，也發生了較大轉換，已由男主角轉向女主角;這些都為這個故事的發展開辟了一條廣闊的道路。還值得注意的是，這篇由和尚宣講的變文，除開頭有兩句勸善說教外，通

篇都是人性壓縮了禪性，使這個故事繼續朝世俗化的方向發展，這對后世的戲曲小說，不能不說是一個有用的啟示。

五

收在明朝洪楩編輯的《清平山堂話本.雨窗集》中的《董永遇仙傳》，反映了“天仙配”故事的新發展。

《清平山堂話本》中所收話本，時代各不相同，有宋元時代的作品，也有明代的作品?！抖烙鱿蓚鳌?，晁瑮《寶文堂分類書目》和錢曾《也是圓書目》均未著錄，“三”、“二拍”及其他話本選本均未選錄，故在《雨窗集》發現之前，鮮為人知，但它對明清戲曲曾產生過較大影響。從語言風格來看，它與《雨窗集》中的《曹伯明錯勘贓記》十分相近。《曹伯明錯勘贓記》首稱“大元朝至正年間”，不類明人口吻，大概可定為元代作品;《董永遇仙傳》的成書時代，大抵與之相當。

趙景深先生曾經說過：“故事發展到《董永遇仙記》，可說是有血有肉，情節甚為可觀了。”(《讀曲小記.董永賣身的演變》)這話是有道理的。在這篇話本里，已把干寶以來的紀傳系統與敦煌變文系統的董永故事揉合在一起了，經過加工改造，形成了一個新的體系。它擴大了董永災年事親的描寫;補充了賣身葬親的細節;那棵神奇的槐樹，第一次在故事中出現了，仙女“下降于槐樹下”，主動向董永求婚，當董永以“又無媒人，難以成事”相推諉時，“仙女道：‘既無媒人，就央槐樹為媒，豈不是好?’”后來又在槐蔭樹下分離，這樣“槐蔭記”就完善了?？楀\的描寫，話本雖不如變文具體，但它明白交待：“原來仙女到夜間，自有眾仙女下降幫織，以此織得快?！边@就更加明白顯豁。特別是“槐蔭分別”的描寫，已突破了舊的樊籬，在仙女身上我們看到了人間兒女的柔情，分攜時彼此心情沉重，蒙上了一層濃厚的悲劇色彩：

行至舊日槐蔭樹下，暫歇。仙女道：“當初我與你在此槐樹下結親，如今又三月矣!”不覺兩淚交流。董永道：“賢妻何故如此?”仙女道：“今日與你緣盡，固(故)此煩惱。實不相滿，我非是別人，乃織女也。上帝憐爾孝意，特差我下降，與你為妻，相助還債，百日滿足。奴今懷孕一月，若生得女兒，留在天宮;若生得男兒，送來還你。你后當大貴，不可泄漏天機?！钡懒T，足生祥云，冉冉而起。董永欲留無計，仰天大哭：“指望夫妻偕老，誰道半路分離!”

仙女身不由已的苦衷，已然透露，后世的《槐蔭分別》，正是在這身不由已上做文章。開辟之功，不能不歸之于這個話本。

話本的后半部并不精彩，甚至可說是畫蛇添足。它包括兩個內容：一是照應仙女臨別時說過的那句話，“你后當大貴”，寫傅長者“打開仙女所織之纻絲看時，上面皆是龍文鳳祥，光彩映日月。長者大驚，不敢隱藏，將此事申呈本府”。府尹又上奏朝廷，于是詔書征召董永，封為兵部尚書。傅長者也因進貢異樣纻絲之功，封為僉判之職，并將自己的女兒嫁給董永。正當董尚書新婚宴爾之日，仙女親來送子，了結了這個人神戀愛故事。但如此了結，不僅大大破壞了這個愛情悲劇的氣氛，而且也破壞了董永的形象。作者的本意原不過借此宣揚“善有善報”的思想，但客觀上卻是以一種庸俗的富貴觀念來破壞人情的真、善、美和藝術的真、善、美。

話本后半部的另一內容，是對《董永變文》后半部董仲尋母的改寫。變文中的董仲，在話本里變成董仲舒;變文中的孫臏，在話本里變成了嚴君平。這大概是因為漢朝確有個董仲舒、嚴君平，作者想借此以證明事之確有，卻又和歷史開了一個大的玩笑，因為在開篇里就介紹董永是東漢中和年間人，而董仲舒、嚴君平卻是西漢人，這就驢唇不對馬嘴了。除了換了兩個人名之外，話本還改變了母子相會的地點和方式。這顯然是受到了封建禮教的影響，不允許兒子抱走正在池中澡浴的母親的衣裳，害得赤身裸體的母親“羞見小兒郎”。于是話本把相會的地點改在太白山中，當時“一群仙女下來洗藥瓶”，其中“第七位穿黃的”，便是董仲舒的母親。仲舒見母，“納頭便拜，扯住了，只叫‘母親，丟得孩兒了(好)苦’”;這么一改，自然維護了母親的尊嚴，再不使她感到難堪。母子分別時，母親交給兒子的，除變文中提到的那個金瓶之外，還有一個“與孩兒戲耍的”盛有約七合米的銀瓶。結果兩個瓶帶來了兩個災難：金瓶飛出的火星，“將上元覺子并知過去未來之書，盡數燒了”，還薰瞎了嚴君平的眼睛，從此后世賣卜、算命的多是瞎子;銀瓶里的米，原是仙米，仙女叫仲舒每日吃一粒，仲舒將它“一頓煮來吃了”，結果身體暴長，驚死了父親。幾年以后，仲舒自言玉帝差火明大將軍宣他上天，被封為鶴神。說實在的，這樣的收煞，真叫人啼笑皆非，除了有意神異化之外，我看不出有任何意義。

對“百日緣”這個愛情悲劇來說，《董永遇仙傳》雖有所發展和前進，但悲情并沒有著重渲染，收尾處還有意被沖淡，悲劇的深層意蘊也沒有被揭示出來。仙女雖有戀夫之情，但她更自覺地遵奉天命，故特意宣稱：“夫妻自有定數，不可久留。”在她的陳述中，“天帝”不僅不是悲劇的制造者，而且是情緣的締造者，所以她對此毫無怨尤。從天女的言行中，我們既看到了封建時代青年男女對美好愛情的向住，又看到了“父母之命，媒約之言”和婚姻宿命論對他們頭腦的禁錮。話本作者的頭腦自然也受到了這種禁錮，他的“天命難違”、“夫妻自有天數”的思想，局限了這個悲劇故事的發展;而他的“善有善報”的因果報應說，又使這個悲劇故事拖上了一條長長的“補恨”的尾巴，反而沖淡了悲劇的氣氛。話本的這種藝術處理，對后世同題材作品產生了很大影響，例如收集在《董永沉香合集》中的《小董永賣身寶卷》(上海惜陰書局石印本)、《新刻董永行孝張七姐下凡槐蔭記》(清末云南煥文堂刊本)、《董永賣身張七姐下凡織錦槐蔭記彈詞》(上?；标幧椒渴”?，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這種影響。

在《董永遇仙傳》中，雖沒有出現“七仙女”之名，但有了一點影子。她在一群仙女中屬“第七位穿黃的”，后世的“七仙女”，很可能就是由此演變而來。

六

“百日緣”悲劇的最后完成，不能不歸功于明清以來的戲曲。只有在戲曲中，仙女才真正向往人間的愛情生活。才真正“愿作鴛鴦不慕仙”，才對“天命”與“父命”流露了不滿;也只有在戲曲中，董永對真正愛情才變得十分執著，才對拆散美滿姻緣的玉帝表示極大的悲憤。

以董永故事為題材的戲曲，可以上溯至宋元南戲。錢南揚先生的《宋元南戲輯佚》中，就收有戲文《董秀才》(一名《遇仙記》)的殘曲。但就現存的六支殘曲來看，我們不僅無法弄清這個劇本的全貌，甚至也難看出它在哪方面有何特殊貢獻。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劇本里，董永不再是個道地的農夫，而是一個窮秀才。這種安排，顯然是為了他后來在朝廷中官運亨通、飛黃騰達，而造就的一種新的資歷。這種偽造的資歷，對這個故事后來的發展還產生過一定影響，有些說唱故事和戲曲就承襲了這種新的履歷表。

北雜劇中也曾有過一部董永戲。明嘉靖間刊本《雍熙樂府》卷十四里，收有北雜劇〔商調.集賢賓〕一套唱詞，即相當于北雜劇一折戲的唱詞。但我們查不出這部雜劇的作者是元人還是明人，因為《錄鬼簿》、《續錄鬼簿》、《太和正音譜》，都不曾著錄這部雜劇。我們只能斷定這是一個末本，這套唱詞全由董永唱：起先是董永哭母(傳統的董永賣身葬父，在這里變成了董永賣身葬母)，而后是董永對仙女所說的話，略相當于后來的《槐蔭相會》。由于科白全無，仙女的言行只能從董永的唱詞中猜知一二，這與后世的仙女為主角的《槐蔭相會》，自然韻味不同。但即使這樣，我們仍能從唱詞中感到仙女的落落大方，執著于情，全身心地愛著誠樸而善良的董永。當董永以“我如今喪服之際”，“家無業，缺飲食，為無錢葬母賣了身軀，跟我去恐防連累了你”等理由拒婚時，她仍不改初衷，迫使董永采用了緩兵之計：

你時下還家去，我常常的打聽著你;等的咱孝服滿，立個良媒，那其間成佳配，似這般有甚遲?

仙女顯然反而說服了董永，并使他十分感動：

〔后庭花〕我這里待推來怎地推?越教人難摘離。他那里一星星言端的，一樁樁都是實，好教我痛傷悲。甚么“夫榮妻貴”!他又不是官府逼，又不是父母催，又不是圖飲食，又不戀我富貴。

〔雙雁落〕怎生平白地和我受顛危!使咱家心轉疑。必是和咱家有干系，是前生少欠的，今世來聚會。

他終于答應了婚事，并感激仙女說：

〔浪里來煞〕你道是愿為奴，愿作傭，你道是要贖咱賣身契，想當初卓氏不希奇，婦人中古今誰似你!若是我有朝一日榮貴，那時節報答你個大賢妻!

這幾支曲子，頗有元曲韻味，語言本色，感情真摯，我們不能不說詞是絕妙好詞，情如水銀泄地。劇中不見太白金星出現，不見槐樹作媒，神奇色采并不濃，但人情味十足，確是一折以情動人的好戲。劇中董永高喊出的“婦人中古今誰似你”，也許是這類戲中對七仙女人格的最高評價，集中突出了她的自我犧牲精神，反映出這一悲劇人物的崇高美。

明清兩代傳奇中的董永戲，留下來的雖不多，但原先的數量并不少。明代杭州的心一子曾著《遇仙記》傳奇，呂天成《曲品》說它演“董永事，詞變不俗”。祁彪佳《遠山堂曲品劇品》，稱此劇“填詞打局，皆人意想所必到者，然語不荒，調不失，境不惡，經此列于詞場，亦無槐矣?！毕珓∫沿睹髑鍌髌驺^沉》僅輯得佚曲四支，難以據此作出論斷。

明末藝人顧覺宇撰寫的弋陽腔《織錦記》(一名《天仙記》)，全劇已佚，明奎璧齋刊本《新鐫南北時尚樂府雅調萬曲合選》中，收其《槐蔭相會》、《槐蔭分別》二出，保存了該劇精華，但編者對原作作了不同程度的刪改，有的地方改得與《曲?？偰刻嵋方榻B的該劇本事稍有出入(如董永原賣身于府尹傅華家，《槐陰分別》卻改為富家)，有的地方改得前后斗不上榫(如《槐蔭分別》明言曾蒙槐樹為媒，但在《槐陰相會》中僅有太白金星出場，而無槐樹為媒這一細節)，但基本完好。

明清無名氏作者尚有《天緣配》、《賣身記》、《織絹記》等作品?！顿u身記》未見著錄，僅于明清戲曲選集《纏頭百練》、《萬錦清音》等書中殘存散出。其中《槐蔭分別》一出，堪稱精品;但拿它與《織錦記》中的《槐蔭分別》比較，我卻驚奇地發現：這兩出戲在內容與文字上有許多相同之處，只是《賣身記》中的那出戲篇幅擴大了一倍，細節也更為充實，文詞也更加細膩和雅潔，抒情性也大大加強，因此我懷疑《賣身記》是《織錦記》的修改本，是在演出過程中經過不斷充實、潤色而形成的一個新本。

《織絹記》，全劇已佚，《萬曲長春》選其《仙姬天街重會》一折，此外《樂府菁華》卷三、《大明春》卷五、《八能奏錦》卷三，都提到過《織絹記》。但有人懷疑《織絹記》乃《織錦記》的異名，因未見作品，難作判斷。

《天緣配》，全劇已佚，但《今樂考證》、《曲考》、《曲海目》、《曲錄》均已著錄，雖本事不詳，研究者卻認為它很可能是演董永故事的。

此外，清代椿軒居士寫的《孝感天》傳奇及其續篇《天感孝》傳奇，也可能涉及了董永的故事，因未見其書，不敢武斷。

由于上述原因，我們只能從《織錦記》、《賣身記》的殘存散出和有限資料，來探索董永遇仙故事在明清傳奇中的發展。

《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五介紹了《織錦記》的本事，原來它在關目上寫話本《董永遇仙傳》一脈相承，同樣拖著一條尋母的尾巴。從現存的兩出來看，《織錦記》突出了人物內心活動的描寫和感情的抒發，在細節描寫、人物刻畫等方面，較之話本有長足的進步。近代的黃梅戲《天仙配》、楚劇《百日緣》顯然都是以槐蔭相會、槐蔭分別為主軸來展開故事情節的，并直接吸取了這兩出戲的藝術營養，所以這兩出戲實為全劇的精華，它們的成就能說明董永故事在明清傳奇中的新發展。

先說《槐蔭相會》。仙女興沖沖地先上場，對離開天臺、來到塵世，準備與凡人董永結為夫妻，感到十分高興，因而滿懷喜悅地在“槐蔭樹下等他來”。董永上場時的情緒，與仙女的情緒形成了一種極大的反差，他邊走邊哀嘆著：“才離親?？鞍В鞍?。生來命蹇時乖，時乖!”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情緒，構成了一種戲劇情勢，暗示著婚事的不易偕合。董永見“一個婦人當路，不免咳嗽一聲，“待他方便，我好過去”?？墒菍Ψ讲挥枥聿?，于是他改行小路，小路上卻又撞上了她;他再走大路，大路上又碰上了她。于是質問對方，不料對方反而振振有詞：“頭頭相遇，莫非有緣?”求偶之意，顯而易見。今天的青年觀眾信口哼著：“大路不走走小路”的黃梅曲調，也許只覺得好玩，但在三百年前，作者要作這樣的藝術處理，就得有敢于蔑視封建法規的勇氣和膽量。經過這樣藝術處理，仙女蔑視封建禮法的反抗精神凸現出來了，她的潑辣性格呼之欲出，她對愛情的執著追求也表現得十分真切，她頭上的神靈光圈被抹掉了，根本不像一個奉命嫁人的仙姬，倒像一個向往自由愛情的市井小民。她的這種言行，對董永來說既是有意撩撥，又是有意試探。董永的表現則不槐為誠篤君子，在這樣一位勇敢的女性面前，自然感到驚慌和茫然。為了縮短彼此間的感情距離，并喚起董永的同情，她為自己編造了一篇可悲可憫的人生經歷，希望董永憐其“寡新孤形”，結成眷屬。不想頭腦冬烘的董永不僅全無親近之意，反而責備她“不守閨門禁，惹得旁人論”?？磥硪f服這樣的呆子，幾乎是不可能的了，仙女便反守為攻，玩弄狡獪，聲稱要將董永“扯到官司，依律從頭問，調戲良人罪不輕!”想嚇唬這個呆子，使之就范。董永卻軟硬不吃，仍然拒絕這門婚事。正當仙女左右為難的時候，太白金星出現了，以“姻緣姻緣，事非偶然”相勸說;老槐樹也開口說話，為他們作媒。在這些奇跡面前，董永覺得天意難違，同時也為仙女的熱情所感動，這才答應了婚事。但他的內心仍然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深謝娘行美意，憫念孤寒一腐儒……百年偕伉儷”，一方面仍為對方著想，“莫把青春耽誤，永遠孤凄，那時節悔不及，心自迷，勸娘行三思”。他得到的回答是：“董郎，自古君子固窮：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大舜未遇，隱耕歷山……何須憂悶則甚!”“奴雖是裙釵之輩，百事周知，也不論粗和細;做出錦繡羅綺，云編挑刺，管取功程完滿，衣食盈馀?！边@樣打消了董永的顧慮，兩人才高高興興去傅家上工。這出戲，情節曲折有致，人物思緒起伏，兩個不同人物性格，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舞臺上相映成趣，造成了亦諧亦莊的喜劇效果。

再說《槐蔭分別》。我這里采用的是《賣身記》中的《槐蔭分別》。這出戲的妙處，全在于它細膩地展示了仙女不忍與董永分離而又不得不與董永分離的苦痛心情，反映出專橫的封建家長制(在劇中表現為“父命”與“天命”)對美好愛情的摧殘，表現了封建時代追求自由愛情的青年男女，在當時無法抗拒的力量面前的痛苦掙扎和悲憤抗議。

在封建社會，婦女無權掌握自己的命運。在這個劇本里，仙女即使是玉帝的女兒，即使是“神仙”，也毫不例外。玉帝可以隨意簸弄她的婚姻。先是把她當作獎品，拿她去獎賞董永，叫她去為董永償債，而決不是為了女兒的幸福。對這種“父命”與“天命”，仙女只能服從。與董永結合之后，她獲得了愛情，但她無權維護這種愛情，因為玉帝既有權強使她就婚，又有權拆散這種婚姻;他嚴厲規定：他們只能有百日姻緣，“午時下凡，午時歸天”，不得俄延片刻;稍有違拗，不僅貶謫仙姬，而且罪及董永。他還把這種封建家長的專斷獨行，說成是“天數”，真是蠻橫到了極點!天界實際上是人間的幻影，玉帝即封建勢力的化身。透過仙女的婚姻悲劇，劇本真實地集中反映了封建家長制的專橫和罪惡。

對七仙女的這種艱難處境，董永當時還蒙在鼓里，所以在“三年之債百日滿”之時，他“一番提起，一番歡欣”，像出籠的小鳥，興沖沖飛在頭里。而仙女一想到“大限”已到，心情哀傷，舉步難行。她看到董永那股高興的勁頭，更加心如刀絞，不覺低聲哀嘆道：“他那里欣然往前走，怎知我今日離分!”正在興頭上的董永，偶然聽說“離分”二字，如觸電一般，忙問：“娘子如何說分離二字?”仙女知道，此時此刻如果陡然和盤托出真實情況，董永一定承受不了這種猝然而至的沉重打擊。為了愛護丈夫，她不得不把話題叉開，然后慢慢地暗示和啟發，希望丈夫多少有點思想準備，不至于一下被這股特大的“沖擊波”擊倒。于是她費盡了心機，借傅長者和賽金小姐臨別時送給他們一錠鑿開的銀子、一根絨線、兩個棗子一個梨，給董永打了三個啞謎：“一定分開”、“雖無千丈線，萬里系人心”、“早早分離”。董永沒有領會她的用意和苦心，反怪她說話不吉利。仙女無奈，只好設法把話挑得稍為明白一些，恰好小溪中出現一對鴛鴦，便借此為題，發了一通議論，而后說：“哎，董郎，雌鴛鴦今天要上天!”并使出仙家法力，使雌鴛鴦真的朝天上飛去。董永說雄鴛鴦也會跟著上去，可是任他怎樣驅趕，雄鴛鴦就是飛不了，他便罵它“呆鳥不知飛”。仙女借機點破：“可比董郎癡!”董永沒有省悟，反說：“比我?只怕還是我活動些!”接著仙女又以同林鳥為喻，借俗語點題：“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和你各自飛!”董永責怪道：“娘子怎說此話!替你改了：我和你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和你永不分離!”這一回又不奏效，仙女便又借破鏡說法，對破鏡哭泣，董永反說：“小氣得緊!歸家買一面就是了?！毕膳闾嵝阉?“破鏡乃不祥之兆!”“雖則兩相照，到底不圓合!”這一連串的不吉利語，終于引起了董永的疑心：“咳，娘子!你往常說話皆伶俐，今日緣何絮聒多?”仙女便順勢說明原委：“非是我絮聒多，我話言來在舌尖，說也說不出;說出來，只怕你痛如刀割?！钡罒o論如何也不可能想到他的妻子是仙人，更想不到她今天就要上天，反而關切地問道：“莫不是傅家有差訛?”“莫不是背地受折磨?”仙女連說不是，董永便說：“睡多夢多，坐多話多?！贝咧拮由下坊丶摇Ｏ膳惆凳舅骸澳慊啬慵?，我回我家?！倍廊悦Ｈ徊唤馄湟猓敝酗L硬是碰上了慢郎中!分離的時辰到了，仙女實在沒法，只好直話直說，并提醒他：“我若不是仙姬，一日一夜能織十 花綾錦緞，還有工夫做雙鞋與你穿?”這才使董永大夢初醒，明知留也難留，但怎么也不愿分離，仙女便哭訴道：

董郎你有所不知，玉帝命我午時下凡，午時歸天。若遲時刻，謫貶仙姬，罪及罪及難饒怒。(生)和你夫婦情?(旦)顧不得夫婦情;(生)恩和義?(旦)顧不得恩和義。割斷同心，分開連理。拋棄! (扯生倒地介)玉皇呵，玉皇!你好坑陷殺人!既教我下凡，何須要我歸天!既教我歸天，何須我下凡!你看董郎見說分離兩字，兩淚汪汪倒在地。夫呵，你不忍舍得妻子，難道妻子舍得你!莫說百日夫妻了，一夜夫妻百日恩百夜夫妻海洋深。你那里難舍，我這里難分。忍見君哀告慘凄，哀告慘凄!苦，天哪，不由人肝腸裂碎!(扶生起介)(生)妻呵! (旦)夫，在這邊。(合)分離去，又未知何年月日再得共鴛幃!何年月日再得共鴛幃!

不愿分離的恩愛夫妻，無法抗拒“天命”。高懸著的無情劍，活生生地砍斷了連理枝!高懸著的無情棒，惡狠狠地打散了鴛鴦鳥!受害者的滿腔怒火，不能射向主宰著他們命運的父權與皇權，使“天仙配”故事第一次引爆了火山，放射出反封建思想的光輝，顯示出自我與人性的覺醒，而不像這個故事過去表現的那樣“懔遵天命”，或默默地忍受著封建權威的壓抑。這種巨大的變化，反映了時代的新特點，表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啟蒙意識。我們從清代北京岔曲，還可以看到類似的例子：

從天降下無情棒，百日期滿，打散鴛鴦，槐蔭樹下別董郎。

一朵祥云腳下起，董永上前扯衣裳?！百t妻若走將我帶，帶我一同上天堂?！毕晒靡姶司?，腹內轉柔腸：“有心不回天堂去，父王降罪難承當;無奈回轉天堂去，怎舍夫妻恩愛長!”心慘切，怨父王，早知恩義不久長，何必凡間走一場!這才是成也蕭何，敗也是蕭丞相?從今后，天上人間兩渺茫!

可見這種思想的出現，并不是偶然的。

這出戲在藝術技巧上可與《梁山伯與祝英臺》中的《十八相送》相逼媲美，在人物性格的刻畫上亦可謂異曲同工。梁山伯與董永的“呆”和“癡”，雖使人為他們著急，但人們從他們的“呆”與“癡”中看到了他們善良的品質和高尚的情懷。光就《槐陰分別》而言，董永所表現出來的“呆”與“癡”正好反映了他對仙女的一片深情、對愛情的堅定與執著。而仙女的各種暗示和表白，不僅表現了她的智慧與敏捷，而且展示了女性的純潔而美好的心靈，反映了她深沉的愛。前文我們曾經說過：“這個故事的演變過程，是‘情’的釋放過程，‘情’的成熟過程?！敝链耍^去被禁錮的“情”，像打開了閘門，盡情傾泄出來，證明這個故事的確達到了成熟的階段。

七

在明清傳奇的影響下，董永戲在地方戲中也放射出異彩。例如安徽黃梅戲《董永賣身天仙配》、楚劇《百日緣》、湖南花鼓戲《槐蔭會》，等等，在解放前就是舞臺上的傳統節日，受到了廣大觀眾的喜愛。這些戲從內容到文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明清傳奇的影響，留下了《槐蔭相會》、《槐蔭分別》的痕跡。

解放后，楚劇《百日緣》、黃梅劇《天仙配》、婺劇《槐蔭樹》，不僅盛演于舞臺、成了優秀節目，而且有的還拍成了電影片、電視片，贏得更多的觀眾。它們在思想上與藝術上較之過去的董永戲都有很大提高，成了戲曲推陳出新的樣板，就思想性而言，過去的董永戲都包含著勸孝的思想;我們雖不一概地反對勸孝，但又不能不看到封建時代所提倡的“孝”，常包含了一些落后腐朽的內容。譬如反映在董永故事中，“孝”除了奉養老親之外，還有所謂“三年之喪”和厚葬等內容。后二者無論對個人、對社會來說，都是有害的，都是讓死人拖住活人，根本不值得提倡。特別是當勸孝思想與上天賞善罰惡的宣傳攪在一起的時候，其消極作用就更加明顯，它常常模糊了人們對代表著封建家長制和封建皇權的“玉帝”的正確認識。所以當董永戲從勸孝主題向愛情悲劇主題傾斜的時候，“玉帝”的可憎面目日益暴露，他由一受歌頌的“施惠者”逐漸變成了一個受詛咒的反面人物。但由于解放前封建經濟基礎還根深蒂固，封建家長制還有其存在的土壤，男女婚姻中的“父母之命”就不可能徹底被否定，所以解放前的董永戲中的“玉帝”的本質并沒有徹底被揭露，他的面目還不那么猙獰，他的過錯僅在于為這種婚姻規定了一個極短的期限，而不充許超越。

解放以后，隨著馬列主義思想的普及和封建經濟基礎的消滅，婚姻自由才真正合理合法。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在愛情生活中不樂意接受這樣的一個“施惠者”，更不愿有這樣一個制裁者，于是“天仙配”的故事又在兩個方面產生了大的轉變：

一、仙婦與董永結為夫妻，不由玉帝主張，而是由于仙女向往人間的純美的愛情生活，憎惡天宮對人性的禁固，是由于仙女對董永的敬與愛，是由于仙女對男耕女織的勞動生活的熱愛。

二、玉帝對仙女與凡人董永的婚事，始終持反對態度。仙女是背著玉帝下凡與董永相愛并結合的，這對玉帝來說是違犯了“天條”，應受到懲處。因此百日之期不是玉帝允諾的婚姻期限，而是玉帝發現仙女私奔之后，對這種不由“父命”、“天命”而結合的“非法”婚姻的嚴厲制裁。為了執行這種制裁，玉帝大發“天威”，以警告破戒的仙女;還以危害董永生命相要挾，迫使仙女不得不忍痛分別。

上述這種轉變，使“天仙配”這個故事具有了新的質，不僅表達了一種全新的愛情觀點，而且進一步充實了這一悲劇的社會思想內容，進一步深入揭示了反封建的主題，并在藝術上更完善、更具有典型性，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為這個愛情故事的進一步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