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靈均，張賢亮一九八○年短篇小說《靈與肉》中的主角。一個承載著知識分子在當代中國的苦難體驗，以及他們在苦難的重壓下，人格精神既保持尊嚴、又發生扭曲的人物形象。

這個鐘鳴鼎食之家的長房長孫，曾經裹在襁褓中，在紅燈綠酒之間被京滬一帶工商界大亨和他們的太太嘖嘖稱贊。畸形的家庭氛圍(雙親不和)，使他從小就養成了孤僻、敏感和沉默寡言的性格，這種自小養成的孤獨感和自卑感，曾經一度在五十年代開朗的社會氣氛中獲得過暫時的療慰，但很快地，又在一九五七年的那場嚴酷無情的政治打擊下被強化。在階級斗爭擴大化和“血統論”被信奉的年代，他理所當然地被當作政治異端劃為“右派”，逐放出人民教師的行列，到大西北去與牲口為伍。

許靈均睡在木頭馬槽里的場景是令人顫栗的，他抱著長長的、瘦骨嶙峋的馬頭痛哭失聲，在難以忍受的政治孤獨中，他想念父親，渴望親人的愛。靈與肉，在痛苦的孤寂中經受著殘酷的熬煎。為補償與牲口為伍的孤獨感，他曾將自己想象成童話世界的王子，雖也能一時間自得其樂，但畢竟只是一種心造的幻影，絲毫無濟于悲慘現實處境的改善。既是命運的捉弄，也是命運的賜予，許靈均在邊地勞動煉獄中，找到了自己一塊新的人生立足地。牧馬勞動得以使他的心靈從此從消沉委頓、難以自拔的孤寂之境中超拔出來，并得到了令人欣慰的療救。大西北開闊的草原和草原上樸實的生活氣息，使他獲得了生命的營養。 “他的消沉，他的悲愴，他對命運的委屈情緒也隨著消失，而代之以對生命和自然的熱愛。”當他騎在馬上迎著風雨呵叱馬群時， “他會感到自己軀體里充滿著熱騰騰的力量，他不是渺小和無用的;在和風、和雨、和集結起來的蚊蟲的搏斗中，他逐漸恢復了對自己的信心”。

與牧場放牧員聚居生活在一起的時候，聽著他們詼諧的對話甚至粗野的戲謔，以及注意到他們在對待勞動和生活時那種自然而然的、坦然泰然的態度，那種完全不同于自己有著那么多復雜感情的質樸、單純的態度時，許靈均深深地為之驚奇和觸動，并且從中獲得了一種新的體驗。他開始羨慕起他們那種在艱苦的生活中仍然保持愉快和滿足的生活方式，并且開始自覺地效仿這種生活方式。這種“脫胎換骨”式的變化，致使許靈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這場空前劫難降臨之時，也能從普通體力勞動者們的同情和保護中，感受到一種“極其特殊的溫暖”。

許靈均與來自四川的“盲流”姑娘秀芝在偶然性支配下奇妙締結的婚姻，更強化了他對于大西北土地和這塊土地上的生存方式的感情皈依，“使他更明晰地感覺到以勞動為主體的生活方式的單純、純潔和正當”。這場婚姻，不僅為秀芝的善良、樂觀、勤勞等傳統意味很濃的中國女性美德提供了施展的場所，同時也為當地勞動者溫煦的同情弱者的人倫傳統提供了合適的對象;許靈均和秀芝的結合，不僅得到郭諞子夫婦的熱心奔忙，而且得到全生產隊的贊助，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按制度準予許靈均三天婚假。面對如此動人的局面，許靈均從內心深處感慨： “人，畢竟是美好的，即使在那黑暗的日月里!”

當歷史結束了苦難的動蕩，許靈均從與牲口為伍的生活處境走出，重續過久睽違了的教師生涯，并且獲得了進京城與已是國外富翁的父親重逢的機會時，他在他父親的眼中，已經是個令人感慨的、出乎意料之外的、非常成熟的人了，這種意外感和深長感慨的直接原因，是因為許靈均在與父親幾天的接觸和長談后，拒絕了在他父親看來是無法抵御的物質享樂的誘惑：在父親授意的去美國舊金山繼承其擁有的億萬產業和重返大西北牧場兩者之間，他最后選擇了后者。許靈均深切地明白自己作出此番選擇時真正的精神基礎，它絕不是任何抽象化的信念，而是在嚴酷的勞動中所獲得的實實在在的勞動者的心胸、情感、尊嚴和自豪。

許靈均前后屢經沉浮的身世，都可以由歷史的畸變來作出客觀的說明。值得關注的是許靈均本人對自己這段積淀著歷史苦難的身世的看法。按照小說的敘述，許靈均對這段身世是慶幸的，因為在他看來，自己能最終變成今天這樣一個名副其實的勞動者，全部得力于這二十余年“糅合著那么多痛苦與歡欣的平凡的勞動”，得力于這條“沒有白白走過”的路。這種對自身身世的看法，不自覺地包含著某些令人驚詫、困感乃至震驚的因素，那就是，一種知識分子的原罪感。具體表現為，將知識分子被改造成勞動者的煉獄歷程，看作是中國知識分子艱難然而正當的道路，以及對特定政治概念上“勞苦人民”及其生活的虔誠崇拜和對自身不近情理的苛刻譴責。

其實，許靈均自走出學生時代，進入教師生涯起，就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勞動者了，他被劃歸為“右派”，并因此流放邊地牧馬的二十余年，僅僅是因為他的富家子弟出身，因為那些早已隨著政權交替與他絕了緣的“鐘鳴鼎食”的家境。強迫后代補贖父輩的罪孽，這是一種封建政治株連色彩極濃的東西，對生活在中國的許靈均說來，無疑是蒙受了一場人身迫害，而決不應該是什么值得留戀之事。

在嚴酷的勞動中，許靈均確實從勞動者那里接受了不少有益的影響，如勤勉、儉樸、堅韌、達觀……，但在這些獲得的背后，卻掩潛著遠遠超過這種獲得的慘重代價：那就是許靈均不得不放棄更適合他文化素質的生存方式，長久從事畢竟是最簡單的體力勞動，這種遠遠被排除在現代文化、科技之外的原始的勞動方式，顯然限制了他的思想視界。當許靈均拒絕了父親授意的產業繼承的機會時，在直接的層面上，固然表現出他對西方資本文明的畸形和紊亂的清醒反感，但在深隱的層面上，其實是基于一種鄉村文明所孕育的價值觀念。當這個曾出生在近代中國最繁華的都市中的人，去北京與父親謀面時，竟然已經對北京現代化的生活環境覺得格格不入，不是嫌瀝青馬路不及草場上的泥土松軟，就是受不了川流不息的車聲，唯獨看中的是北京古拙的泡菜壇時，更是證實了這一點。

此外，即使許靈均異常珍視的與秀芝的婚姻，其實也只是一個最普通農民起碼擁有的生活而已，僅僅是一種沿襲千百年的、從事簡單再生產的農民家庭結構方式，是靠感情之外的東西來組合的聯姻方式，許靈均，一個新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僅接受了這種其實相當原始的聯姻方式，并為之替自己慶幸，不能不引發人復雜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