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河南歸德(今河南商丘)人，為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學家，也是清代戲劇家孔尚任的名作《桃花扇》傳奇中的男主人公。

侯方域是明末復社名士。復社是當時有政治影響的進步士大夫組織。它的前身是出現于明朝萬歷年間(1573—1620)的東林黨。東林黨人原是一些文人學士，他們通過在無錫的東林書院的講學活動來揭露朝政弊端，力圖改良政治。他們倡導綱常名節，反對閹黨的暴虐專橫和官吏的貪污枉法，這就與以宦官魏忠賢為首的閹黨處于對立的地位，因而遭到了閹黨的殘酷鎮壓。天啟七年(1627)，明思宗即位，誅魏忠賢，清除閹黨。崇禎二年(1629)，復社也應運而生，繼續伸展正義，討伐閹黨。侯方域是世家子弟，其父侯恂是東林黨人，以氣節風范為世人所推崇。侯方域少時隨父在京居住，以強記博學著稱。復社成立后，方域積極參加了復社的活動。崇禎十一年(1638)秋七月，復社成員推黃宗羲為首，由吳應箕執筆起草了一份揭露閹黨阮大鋮罪惡的《留都防亂公揭》，聯合署名的有侯方域等一百四十余人。由于方域的才華名聲，他在當時與桐城人方以智(密之)、如皋人冒襄(辟疆)、宜興人陳貞慧(定生)合稱為“復社四公子”。崇禎十二年(1639)，方域來到金陵(今江蘇南京)參加科舉考試，當時稱為“南闈”。明清科舉時代稱順天府鄉試作“北闈”， 江南鄉試作“南闈”。崇禎十五年(1642)壬午，方域考試落第，便僑居在金陵莫愁湖畔，由此認識了李香君，產生了《桃花扇》這出愛情悲劇。

《桃花扇》中的侯方域，作為一個藝術形象，不完全相同于作為歷史人物的侯方域，作者在他身上，熔鑄和概括了明末清初許多進步知識分子的共同遭遇、氣質和思想傾向，因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侯方域所生活的時代，是一個動蕩而沉悶的時代，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趨激化，明王朝已面臨著覆亡的命運。方域是一個有政治抱負和見解的正直文人，他對國事深有感慨： “莫愁!莫愁!教俺怎生不愁也。”對于金陵那些達官貴人只顧妝點太平、尋歡買醉的亡國作風，侯方域深為不滿： “暗思想，那些鶯顛燕狂，關甚興亡!”他經常與復社陳貞慧(定生)、吳應箕(次尾)等議論政事，但又憂心忡忡，“清談霸業兩茫茫”，感到國家事已不可問。精神上的痛苦和壓抑，使侯方域也過著風流文士那種覓朋訪友、尋花問柳的生活， “怕催花信緊，風風雨雨，誤了春光”。因此，當聽退職縣令楊龍友盛夸李香君“妙齡絕色，平康第一” ， 勸他“梳櫳”后，便踏青來訪香君。兩人初見面，侯方域便為香君的色藝傾倒，而香君對這位號稱復社四公子之一的侯相公也渴慕已久，兩人一見鐘情。方域當時考慮而惴惴不安的， “只是客囊羞澀，恐難備禮”。當楊龍友愿意為他置辦妝奩酒席后，這件姻緣也就水到渠成了。

作為才子佳人，侯、李兩心相悅，十分幸福美滿。新婚之日，方域贈香君宮扇一柄作為訂盟之物，并書定情詩一首，詩中寫道： “青溪盡是辛夷樹，不及東風桃李花”，表達了對香君的鐘情。方域對這件姻緣更是“喜匆匆滿懷歡暢”，他傾慕香君的姿色，贊賞“香君天姿國色，今日插了幾朵珠翠，穿了一套綺羅，十分花貌，又添二分，果然可愛”。 “兒女濃情如花釀”的新婚之樂，加上公子哥兒的習氣，使侯方域墜入了阮大鋮設下的圈套之中，幾乎喪失氣節。當得知阮大鋮送他妝奩后，他居然改口稱阮為“阮圓老”，并滿口答應替阮大鋮向陳定生、吳次尾疏通，甚至認為： “圓海情辭迫切，亦覺可憐。就便真是魏黨，悔過來歸，亦不可絕之太甚，況罪有可原乎。”而香君的態度卻正與方域截然相反，她聞之大怒，堅決卻奩，并挺身斥責方域認敵為友，是非不分。方域深為香君大義凜然的行為所感動， 情不自禁地贊嘆： “這等見識，我倒不如，真乃侯生畏友也”。他內心充滿著自責和慚愧，認為： “平康巷，他能將名節講;偏是咱學校朝堂，偏是咱學校朝堂，混賢奸不問青黃”。在香君的影響下，方域的思想性格開始發生重大轉變，他不再只是贊賞香君的姿色，在香君卻奩之后，他更多的是看到了她思想和心靈的美： “俺看香君天姿國色，摘了幾朵珠翠，脫去一套綺羅，十分容貌，又添十分，更覺可愛。”在“卻奩”斗爭中，兩人的愛情經受住了考驗，方域終于堅決表示與阮大鋮決裂，表現出對香君品格情操的尊重，把香君認作是自己的終身伴侶，而不是把她視為煙花風塵中的玩物，不失正直書生的本色。

這時，明朝的政局發生了急劇變化。崇禎十五年(1642)十二月，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破襄陽，明將寧南侯左良玉退至武昌。崇禎十六年(1643)癸未七月，左良玉軍因饑兵討餉，欲撤兵漢口，東下南京就食。左良玉本是方域父親侯恂的部將，因此楊龍友請方域代父寫一書給左良玉，勸他不要興無名之師。對侯、李恨之入骨的阮大鋮，卻借這事乘機向執掌朝政的鳳陽督撫馬士英等誣陷方域暗里勾結左兵，說： “若不早除此人，將來必為內應”，要求捉拿方域，置方域于死地。楊龍友急忙報信，方域被迫與香君忍痛分離，連夜逃出南京，去揚州投奔淮安漕撫史可法。崇禎十七年(1644)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占北京，明思宗自縊死于煤山。明將吳三桂勾引清兵入關。五月，清兵攻占北京。與此同時，明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鳳陽總督馬士英等在南京擁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小朝廷，年號弘光。在這風云巨變的時候，侯方域顯露出自己不凡的政治抱負和見解。當馬士英、阮大鋮要擁立福王，并邀史可法列名時，方域一眼看穿了這些閹黨余孽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他站在正義的立場上，向史可法面陳福王“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說，主張擁立賢者為中興之主，應效法漢光武帝這樣的出群英杰，表明了他進步的政治主張。然而，馬士英之流不顧史可法的反對，徑自擁立了福王，造成既成事實。弘光即位后，史可法、馬士英等并兼內閣大學士，史可法受命督師江北，朝政完全由馬士英把持。馬、阮一伙整日忙于爭權奪利，賣官鬻爵，無所不為，根本不想擔負起恢復中原的艱巨任務。弘光政權屬下的劉澤清、劉良佐、高杰、黃得功這江淮四鎮，兵驕將傲，互相爭斗。侯方域目睹此情，“恨山河半傾，恨山河半傾，怎能重構，人心瓦解忘恩舊”。精神上的苦悶與憂國之情越來越深，作為史可法的幕僚，方域不遺余力地出面調停四鎮的內爭，并輔佐高杰北上防河。然而，高杰不聽方域的勸告，性氣乖張，與總兵許定國不和，被許定國遣人刺死。侯方域無處容身，只得買舟東下。在黃河渡口，他恰巧遇上了李貞麗和蘇昆生，得知了香君受權奸迫害的遭際。對著蘇昆生捎給他的濺有香君血跡的桃花扇，方域不禁邊看邊哭： “香君香君!叫小生怎生報你也。”患難見真情，方域流露出至誠的感情。于是，他決心與蘇昆生同回南京去尋找李香君，以便重敘舊情，共商后計。豈料李香君早已被送入庭，人去樓空，咫尺天涯，方域一時間陷入了無計可施的困境。

然而，奸賊的魔爪并沒有放過侯方域。弘光元年(1645)乙酉三月，阮大鋮升任兵部侍郎后，公報私仇，大捕復社文人，方域也被捕入獄。在獄中，他聽到的是“凄慘慘哭聲一片”，看到的是東林黨人慘遭屠戮。在殘酷黑暗的現實面前，侯方域的性格方趨向堅定。他要與死難的冤魂生死同仇，對敵人的迫害投之以蔑視的白眼，并表示不怕坐牢，認為“從來豪杰，都向此中磨煉”，表現出剛強不屈的英雄氣概。不久，清兵渡淮。這年四月，清兵破揚州，史可法壯烈殉難。五月，清兵渡江，弘光帝等倉皇出逃，后被叛將劉良佐俘送清兵，成立僅一年的弘光朝宣告覆亡。侯方域也隨同眾囚徒四散逃走，好容易在棲霞山白云庵與從內庭逃出的李香君重逢。兩人驚喜交集，對著桃花扇共敘離情，一個說： “你是侯郎，想殺奴也”;一個說： “看這扇上桃花，叫小生如何報答你”。這時，作為法師的張瑤星道士從法壇上下來，把他倆手中的桃花扇撕裂擲地，斥責他們說：“當此地覆天翻，還戀情根欲種，豈不可笑!”并嚴詞指點他們道： “兩個癡蟲，你看國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這點花月情根，割他不斷么?”面對國破家亡的殘酷現實，方域冷汗淋漓，如夢忽醒，頓然悟到：“大道才知是，濃情悔認真”，最后終于到南山之南修真學道去了。這是作者為作為藝術形象的侯方域所安排的悲劇性的結局。

《桃花扇》中的侯方域，是一個在特定時代的具有民族正義感的文人典型。作者是把侯方域作為堅持正義、并勇于與當權的閹黨進行斗爭的正面人物夾進行塑造的，因此與作為歷史人物的侯方域并不一致。實際上，明亡后，侯方域并沒有出家，而是回到家鄉隱居了幾年。清順治八年(1651)，他迫于種種壓力，參加了清朝開設的省試，中了一名副貢生，被后人指責為晚節不終。孔尚任在劇作的結尾不寫侯方域的晚節不終，而為他安排了入道的結局，正是為了保持這一正面人物的藝術形象的完整性，從而服從于《桃花扇》一劇的創作意圖，即通過侯、李的愛情悲劇，展現出一個特定時代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從這一點來說，《桃花扇》中的侯方域，無疑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生動具體的知識分子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