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黃淳耀
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三日。晏起,是一過。管幼安自訟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過必在此。”今豈可習以為常耶?
圣人亦人也,四十而不惑,今我尚未到“立”境界,一可懼也。顏子不貳過,今有過皆復犯,二可懼也。“朝聞道,夕死可矣”,今此身可以死乎?三可懼也。古人蒙養時,便有天下國家之具,今時過而后學,從前歲月皆棄擲于無用之地,四可懼也。
與人說一句話,便有成物作用在內;若謔浪笑敷,及順口應人,便是不誠無物。
以前覺得歲月易過,只是工夫未曾積累。
晚,赴熙孟飲,心境在半清半濁之間。古人每夜必焚香告天,使略有穢滓,便不堪告天矣。
人之生也直,直者,率性之謂。
閑話多,是一大病,中間逗漏不覺。
燈下,讀《紀事本末》二十八頁。
——《甲申日記》
〔注釋〕 黃淳耀(1605—1645):字蘊生,號陶庵,嘉定人。《甲申日記》,是黃氏崇禎十七年(1644)一月至三月的日記。這年農歷三月十九日崇禎帝自縊,明亡,次年黃氏亦自縊死。 晏起:遲起,俗話睡懶覺。 管幼安:三國時管寧的字。 科頭:不戴帽子。 不貳過:不重犯同樣過錯。 蒙養:童蒙時,孩童啟蒙時期。 具:才具,襟懷。 謔浪笑敷:戲謔不敬不嚴肅。 生:通“性”。
黃淳耀的《甲申日記》是日記中顯明見出記事人個性行為的一個典型。這個人物形象的鮮明性表現在一種嚴肅的反省自躬的檢討中,而不是以飄逸瀟灑的游冶或勤于學術、金石考訂、書畫鑒賞之類取勝于人。所以,與幽默、詼諧或清通閑放型的小品相比較而言,《甲申日記》屬于嚴肅小品。但是,如果不了解黃淳耀其人和日記的時代背景,是會覺得方正有余,趣味不足的;一旦知道黃氏是怎樣一位人物后,讀者無不肅然有敬,深感他的嚴于律己的文字猶同一塊醒木,予人極有教益和啟示的。
醒木,拍案驚悚,令人清醒,生活中很不可少。小品文中有此醒木型作品,也見得豐富得多。
甲申(1644)是明末士大夫文人的大劫之年,正直愛國有民族感的文人尤覺面臨著山崩海立的大災難。在三月十九日之前,他們憂心不已,深懷悲哀,崇禎自縊,明社既傾,則更是痛心疾首。黃淳耀是個有氣節、正直有為的士大夫知識分子,身處亂世,仍自強不息,以圖有所報效于家國;明亡后,特別是乙酉(1645)清兵南下,在“嘉定三屠”的劫難中,黃淳耀兄弟子侄奮起抗戰,事敗自殺。這是一位骨氣崢嶸的人物。
從日記看,他的最終以抗清殉身,實在是心性、情操的一貫性的必然結果,那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節,早在他平時的言行生活的嚴肅律己的精神中孕育培養而成。所以,他在日記中的言論,從其一生的結局來逆向考察,可以感受到一股正氣,一種真誠。這些自我反省的日記決不是空洞說教和矯飾偽善。
正月初三還在新春佳節中,他起床晚了,心中老是惴惴不安,認為是一個過失。引管幼安的話作為鏡子,鑒戒自己。看似細微末節,然而人之大節操正需從小處錘煉起的。他說:今年已四十歲了,“四十而不惑”之年的“我”卻老是犯過,連“三十而立”的境界也未能達到。“立”,就要能自持,獨立己行全靠自己把握自己。可是“晏起”是一種懈怠不勤快,戀被窩暖和,豈非不能自持的行為?這是應該自己驚懼的之一。顏子從來不犯同樣過錯,我則老是重犯,這是可懼可警惕的之二。圣人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我“聞道”了嗎?我能死嗎?我夠死的資格嗎?這就是說:我的努力、我的自強還遠不夠,怎能自暴自棄?古人自小就心懷大志,我卻老是有了過失有了警覺后才肯上進,空耗了大好年光。
黃氏說的“四過”,如果去其封建塵埃,對今天的青年人固仍有借鑒意義,對今天的中老年人同樣有鏡子作用。語語質樸,語語見真誠,深沉而又簡捷,讀后覺得不是蒼白的說教。
他在一些非常具體的細節上都作著深入的自我剖析。說話是否實在?是說空話,還是說敷衍話、油滑話、心口不一的謊話、不敬不恭的無禮貌話?他以一“誠”字來作為心性的標準,以有物與否來判別待人的真誠還是虛偽。說出來似容易,要做到很不易。黃氏在日記中寫得真實、深刻、動人,使人覺得他確實不在敷衍自己。需知,一個人最不自覺的正是敷衍自己,對自己馬虎敷衍的人,很難想象對別人,對世事能嚴肅謹慎!
至于“以前覺得歲月易過,只是工夫未曾積累”,這16字是完全可以寫成座右銘貼在案頭的。
在生活中自省是否“閑話”太多的人,在筆下一定沒“閑話”、“廢話”。黃淳耀確實做到了慎獨。所謂“焚香告天”云云,其實就是慎獨品行的自我檢討。慎獨是儒家一種修養,換句話說,也是民族精神傳統的一種,應當拂去其不合理的塵埃,取其嚴于律己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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