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現代新儒家對傳統孝道的思考（上）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堅決勇猛之勢反封建、反專制、反迷信，并提倡向西方學習，自有其啟蒙、革新、解放之價值與意義。但是，從文化層面審視，以“新輸入之歐化”與“舊有之孔教”為截然兩立，“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余地”（陳獨秀語）導致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以及“全盤西化”思潮的出現，顯然失之偏頗。如何評判傳統文化的正面價值并進而發揮其積極效用的問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轟轟烈烈展開之際，曾引起了一批學者的關注，他們異軍突起，為維護儒家思想、傳統文化的“真價值”而思考、探析。以敢于“挑戰舊我”而著稱的梁啟超，“新儒家”的第一代代表性人物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以及馮友蘭、錢穆等學者，都認同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淀了合理的、積極有益的因素，不可妄加否定，應該創造性地重建、重繼傳統這一基本立場。

就孝道思想觀念和傳統倫理的評判而言，第一代新儒家表現出的傾向是：不再以局部的、分散的推論攻駁為主要形式，而把孝道及其生發出的倫理置于整個儒學思想文化的系統中加以思考，提出評判。以下就梁漱溟對“孝”的認識來作一說明。

梁漱溟，以1923年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而知名，成為近代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通過對西方、中國、印度三種不同類型的文化形態的比較，從根本上肯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他曾對孔子的“人生哲學”進行闡發，認為“孔家沒有別的，就是要順著自然道理，頂活潑、頂流暢的去生發”，其中，“孝悌是孔子唯一重要的提倡”，孔子對孝悌的倡導和禮樂的施行“與其他大宗教對于人生有同樣偉大作用”。梁漱溟認為：孔子是要啟發人的自然的本能的天真的感情。有孝悌的真實情感存在，將它推向社會，推向世界，再不必教他什么別的規矩，暴慢乖戾之氣自然不復存在。至于孝道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變異”和流弊，梁漱溟未加解說，但他以深憾的口氣說：“就歷史上看，數千年間，蓋鮮能采用孔子的意思者。”而維系中國歷史的文化，往往只是“糟粕形式與呆板訓條”。梁漱溟把他所理解的孔子倡導的自然活潑的孝悌情感與后儒歪曲妄用的孝道學說作了區別，肯定乃至稱贊了孝悌之說在孔子“人生哲學”中的地位和意義。

梁漱溟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中國文化要義》，出版于1949年，是對《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書所提出觀點的進一步論述。在其《緒論》中，梁漱溟歸結出中國文化的七大“個性”和十四個“特征”，其中第十三個“特征”即是關于“孝”的。梁漱溟寫道：“往年歷史學教授錢穆先生曾有一論文，稱中國文化為 ‘孝的文化’。近則哲學教授謝幼偉先生，又有《孝與中國文化》一著出版。他強調說：‘中國文化在某一意義上，可謂為孝的文化。孝在中國文化上作用至大，地位至高；談中國文化而忽視孝，即非于中國文化真有所知。'（謝著《孝與中國文化》，青年軍出版社出版）他于是從道德、宗教、政治各方面，分別加以論證以成其說，此不征引。……我們列它為中國文化第十三特征。”從《中國文化要義》全書來看，梁漱溟對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分析占了相當的分量。他所以立論的方法，仍然以中西文化比較為主，他將西方社會與中國社會相對照，從經濟生活、社會組織、宗教信仰等多方面論證，以明中西文化發展“路徑不同”。他指出“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并分析說：“家庭誠非中國人所獨有，而以缺乏集團生活，團體與個人的關系輕松若無物，家庭關系就自然特別顯著出了。——抑且變不得不著重而緊密起來。”也正因此，中國人就保持了人類天性之本源：人生下來，便有父母，兄弟，“親切相關之情，發乎天倫骨肉”，隨后又有夫妻、子女戚友、師生、君臣等關系，“是關系，皆是倫理；倫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中國人就家庭關系推廣發揮，以倫理組織社會”。梁漱溟對此的評價是：“中國人之以倫理組織社會，最初的有眼光的人看出人類真切美善的感情，發端在家庭，培養在家庭。他一面特為提掇出來，時時點醒給人——此即 ‘孝弟’‘慈愛’‘友恭’等。一面則取義于家庭之結構——此即所謂倫理。……此種安排提倡，似不出一人之手，亦非一時之功，舉其代表人物，自是周公孔子。”梁漱溟認為：這種“真切美善”的天然情感，是中國“倫理本位社會”的基礎，強調倫理社會之關系為一種義務關系，與西洋社會只要“權利”的訴求正好相反，因而儒家創造的倫理本位的社會，比起西方的個人本位社會要優越、高尚。

梁漱溟站在自覺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上，運用中西比較的方法，突顯、褒揚了儒家思想中人文道德教化的優點。在評價“孝”的觀念時，又直接追溯至周孔，從文化的整體上予以肯定。梁漱溟以及其他新儒家的觀點，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與傳統決絕思潮的反撥，避免了對傳統文化的貶低和虛無主義傾向。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梁漱溟對“真切美善”的“孝悌”之情，以及由此推衍的“倫理本位社會”的肯定和贊美，即使不說有“六經注我”式的自我闡釋傾向，就他在評說中回避了（或者是“超越”了？）孝道、孝治自漢代以來所產生的種種流弊來說，也使他對理想化的孔子倫理的贊美帶上了形而上的空疏。有趣的是，這與吳虞側重于行動層次上對傳統孝道的全面攻擊，恰成兩種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