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楊沫的長篇處女作《青春之歌》一問世，在文藝界和廣大讀者中就引起了很大反響;小說主人公林道靜的形象，也立刻受到人們的喜愛和好評，成為當代文學人物畫廊中最具藝術魅力的典型形象之一。

林道靜是一個在我國三十年代的革命斗爭洪流中成長起來的知識女性，是從一個為求個人解放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逐步轉化為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的藝術典型。作家遵循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真實而有層次地描敘了她的成長過程，細致而深刻地展示了她的思想發展歷程，準確而多側面地刻劃了她的性格特征，使之成為一個既具有藝術概括力和社會意義，又具有鮮明個性和獨特審美價值的典型。

林道靜出生于一個封建地主家庭，佃農生母遭迫害致死，她從小受到后母的非人虐待。后因容貌出眾，后母欲把她作為巴結權貴的資本，才讓她讀中學。家庭環境和所受的教育，既使她從小養成了執拗倔強的反抗性格，也使她身上具有較濃厚的小資產階級氣息。為逃脫封建包辦婚姻，她毅然離家出走，去尋找生活出路。然而她剛剛逃出家庭牢籠，卻又走進了一個更黑暗腐朽、要吞食她的社會。在投親不遇、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她不甘心去當姨太太，又無力抗爭，只好以跳海自殺作為反抗。這種不幸的遭遇，反映了當時許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社會上走投無路的狀況及個人反抗的脆弱無力。作家一開始就把林道靜的個人遭遇同當時的社會現實緊密聯系在一起，使她的命運變遷和性格發展能概括更深廣的社會內容。同時，也真實、細膩地描寫了她那種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情緒和精神狀態。她和闖入她生活中的“騎士”余永澤，從愛戀到同居的過程，以及兩人之間的感情糾葛，較充分地暴露出她對生活的幼稚和不切實際的幻想。這也決定了她以后轉變、改造過程的艱巨和曲折。

林道靜對人生道路的探求，只有在黨的啟迪和教育下，在投身于革命斗爭的洪流之后，才真正找到了出路。她的第一個引路人，就是共產黨員、學生運動領袖盧嘉川。作家描寫了林道靜兩次巧遇盧嘉川而被引導加入愛國學生運動的偶然事件，反映出時代召喚青年的歷史必然性。“九·一八”事變后，正在楊莊小學教書的林道靜與來探親的北大學生盧嘉川偶然邂逅，短短十多分鐘的交談，使她茅塞頓開，知道了許多事情。此后她不但在課堂上向學生灌輸愛國思想，而且還公開頂撞了阻攔她宣傳抗日的校長余敬唐，向著革命的道路邁出了第一步。在一九三三年舊歷除夕的青年集會上，林道靜又遇到了盧嘉川，兩人的長談，使她明白了許多人生的道理，消除了她對生活的悲觀情緒。此后她又如饑似渴地閱讀盧嘉川借給她的一些馬列主義理論書刊，以及高爾基的《母親》等文學著作。這些精神食糧使她原來似乎黯淡下去的青春生命又復活了，她心里開始升騰起一種渴望前進的、澎湃的革命熱情。思想覺悟的提高，也使她看清了余永澤的真面目，感到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庸俗、空虛，并不顧他的阻攔和干涉，毅然參加了“三·一八”和“五一”紀念游行。殘酷的現實斗爭使她經受了初步的鍛煉，開始懂得“斗爭是要流血的，是你死我活的”這一革命理論的實在含義。此時的林道靜，思想情感上雖然仍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浪漫成分，但她對中國共產黨以及黨所領導的革命斗爭，已經有了基本的認識和樸素的感情，已經初步接受了馬列主義思想。盧嘉川的被捕，促使林道靜下決心同余永澤決裂，她意識到： “不是走一條道路的‘伴侶’，是沒法生活在一起的。”她徹底擺脫了小家庭生活的羈絆，開始全身心地投入民族解放事業之中。

然而，剛踏上革命道路的林道靜，在政治上還很不成熟。單純的革命熱情和缺乏經驗，使她輕易上了叛徒戴愉的當，被捕入獄。經黨組織和朋友們的營救，她出獄后到定縣農村小學任教。在這里，共產黨員江華又給了她很大的幫助。在他的啟發下，林道靜有意識地接觸貧苦農民，了解他們的實際生活。面對殘酷的階級剝削和壓迫，她作了深刻、沉痛的自省，認識到自己“原來竟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幻想家”。靈魂的洗滌、階級感情的轉變，以及獨立開展工作的鍛煉，既使林道靜更深刻地理解了革命的意義和目標，克服了種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也逐步學會了從事地下工作的方法和手段。

從定縣回到北京后的第二次被捕，使林道靜面臨著生與死的考驗。在嚴刑拷打和威逼利誘面前，她沒有動搖，也沒有背叛;但思想深處卻有“能夠很快殺身成仁完成英雄的夢想”。共產黨員林紅的言行舉止，使她領悟到應該以怎樣的態度來對待生和死，使她認識到：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要工作到最后一分鐘，最后一口氣”，還沒有去斗爭就先想到死，這是不對的。一年多的監獄生活磨煉了林道靜，使她在政治上日益成熟起來。出獄后不久，黨組織就吸收她入黨。她終于成為一名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在解放人民、解放祖國的戰場上，站在斗爭最前列。

作家在塑造入黨后的林道靜的形象時，一方面滿懷熱情地描寫她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風的變化，如改變了過去那種多愁善感、落落寡合的性格，更加熱情，也更加深沉。無論在黨的地下機關工作，還是到北大領導學生運動，都忠心耿耿、忘我工作，有不斷進取的精神和獻身革命的勇氣。特別在北大期間，由于叛徒戴愉和特務王忠的造謠、誣蔑，一部分學生對她產生了誤解，連她過去最要好的朋友王曉燕也成了對頭，使她處境危險，很難開展工作。但她既沒有退卻，也沒有消沉;而是依靠黨組織，團結進步學生，揭露叛徒和特務的真面目，教育了廣大師生，使北大的學生運動重又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她自己也在實際斗爭中增長了才干。然而，另一方面又通過一些典型的情節和細節，表現了林道靜成長過程中的曲折和反復。如她違反了地下工作的紀律，在任玉柱父子面前輕率地暴露了自己的身份;當北大的工作處于極端困難時，她也曾想同許寧一起去陜北等。這樣的藝術描寫不僅無損于作為共產黨員的林道靜的形象，而且強調了思想改造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即使在組織上入黨以后，也不能停止自覺改造。從而使人物的思想性格有發展、有生氣，也更加真實可信。

林道靜的形象之所以栩栩如生，有較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除了作家能準確地把握其思想發展脈絡，真切地描繪其成長的歷程外，還在于能細膩、深入地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并善于把外貌描寫和內心世界的揭示巧妙地結合起來，使其個性鮮明感人。小說第一章里林道靜出場的描寫就很有特色：全白的裝束，俊美的外貌，帶著一堆樂器，“只一個人坐在車廂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動也不動地凝望著車廂外邊”。她的舉止和神態，都表現出內心的孤單、憂郁。此后，隨著情節的發展，作家又多次描寫林道靜不同的裝束、氣質，以顯示其思想性格的變化。至于她思念盧嘉川時的內心情緒，在農村看到佃農鄭德富充滿階級仇恨的“白眼仁”時的心靈震動等，都在作家筆下得到細致、深刻的描繪。由此，就產生了一種打動人心的藝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