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時期文學中,以反思“左”的路線給中國人民帶來不幸命運為主題的作品中,古華一九八一年的長篇小說《芙蓉鎮》是這類作品的佼佼者。小說在濃郁的鄉土氣息的鄉鎮生活變遷的描繪中,刻劃了一個由勤勞發家而招致不幸的青年婦女胡玉音的形象。
胡玉音不是芙蓉鎮本地人。傳說她母親曾在某大口岸當過青樓女子,后來和一個小伙計私奔到這里,隱姓埋名,開了一家夫妻客棧營生。夫婦年過四十,燒香拜佛,才得了胡玉音這個獨生女。這名字既是在感激大慈大悲觀世音的恩典,又是對“賤命”女兒命運的祝福。
但是,人生旅途對于胡玉音似乎一開始就是崎嶇不平的。黎滿庚和胡玉音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但是區委書記楊民高卻“以組織的名義”嚴肅地要這個復員軍人,才分配在自己手下任民政干事的黎滿庚“選擇”:“要么保住黨籍,要么去討客棧老板的小姐做老婆!”剛涉世的弱女子只能把這打擊歸咎于自己的苦命: “我命里不主子,還克夫。”這是十三歲上瞎子先生給她算的命。
這一年,父母為她招親擇郎,相中了本鎮當屠夫的黎桂桂。了了這樁心思,父母雙雙謝世。接著胡記客棧公私合營,胡玉音夫婦加入了本鎮合作社。胡玉音從提著竹籃筐賣糠菜耙耙起手做起了生意,逐步發展成擺起了芙蓉鎮數一的米豆腐攤。饑腸轆轆的苦日子教會她營生的本領, “買賣買賣,和氣生財”、 “買主買主,衣食父母”的“家訓”使她的生意蒸蒸日上。于是,玉音這名字沒人提了,叫得響的反倒是她的別名“芙蓉姐”了。把“鎮花”的榮譽贈予她,一則她姿色確實迷人,二則也在表彰她的事業。
興盛的米豆腐攤引起了它對面冷清的國營飲食店女經理李國香的妒忌。在那個沒有商業競爭,只有階級斗爭的年代里,這場斗爭還未開始就已經注定胡玉音要輸。李國香絲毫沒有意識到胡玉音搶了自己生意是因為自己經營不善,相反卻把這看成是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抬頭。如果說李國香在經營上是一個蹩腳貨,那么在“階級斗爭”中卻是一個十足的女強人。她以一個女人特有的敏感和政治運動中善于找敵手突破口的手段,斷定胡玉音是以姿色來招徠那些個“饞貓” 于是李國香不無嫉妒地給胡玉音送了個新的外號:“米豆腐西施”。
不久,一份揭發以“米豆腐西施”為主干的芙蓉鎮資本主義勢力的調查報告呈示在已升任縣委書記的楊民高的辦公桌上。楊民高當然要比他外甥女李國香更富于階級斗爭經驗,他苦思冥想,順藤摸瓜,終于勾勒出一個以胡玉音為首的、包括“嚴重喪失階級立場”的大隊支書黎滿庚、“反動右派”秦書田、 “腐化墮落”的糧站主任谷燕山和“階級異己分子”的稅務所主任在內的芙蓉鎮資本主義的“小集團”。現在,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須等待新的一場政治運動的降臨了。
當楊民高正在構思“胡玉音小集團”的時候,當芙蓉河、玉葉溪中被吹皺的水已預示著四清運動的風暴將要來臨的時候,胡玉音那幢不合時宜的新樓落成了。這幢新樓被譽為能與本鎮三大建筑即國營百貨商店、南貨店和飲食店媲美的“第四建筑”。本鎮居民感嘆它“比解放前的茂源商號還氣派,比海通鹽行還排場!”雖然本鎮的頭面人物即楊民高內定的“小集團”成員都參加新樓落成儀式,涉世頗淺的胡玉音也懂得這叫做“默認”;但四清運動負責人李國香以及從不錯過口福的“運動根子”王秋赦卻未接受邀請,胡玉音預感到一場危機正在向她逼近。
固然,楊民高構思、李國香導演的這出“小集團”連臺本戲開場了,而新屋落成的事實又成了暴發戶的一條新罪狀。可憐胡玉音只得投奔廣西親戚家避風頭。俗話說: “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廟。”在胡玉音離開的近兩個月的日子里,谷燕山被停職反省,時話叫“上樓”;當初對胡玉音發誓說,在政治上我們“雖是隔一條河”,但“今生今世,我都要護著你”的黎滿庚,在四清工作組的脅迫和妻子“五爪辣”帶醋意的慫恿下,將胡玉音臨走前托他保管的一千五百元向工作組作了坦白交代,獲得寬大處理,去縣里學習了。最慘的是她丈夫受不了這打擊,尋了短見。 “第四建筑”則成了“芙蓉鎮階級斗爭現場展覽會”。短短的兩個月,一場運動像一臺萬噸水壓機,輕易地將“芙蓉姐”鍛造成了一個“富農婆”。
在“文革”動亂的日子里,不堪凌辱的胡玉音幾度失去生存的意念。她甚至選擇過幾種好死的方式:戳剪刀、吃老鼠藥、投河,玉音呵, “曾經是個觀音菩薩跟前的玉女一般的人兒,死了,也應當是個玉女”。 “貴人有貴命,賤人有賤命。”在她生命之火將要泯滅的時候,是愛情的火焰重新照亮了她生命之河。愛情,在坦蕩蕩做人的時候沒能賜予她,如今卻在她與秦書田兩個“黑鬼”之間滋長。
胡玉音雖然沒有因為秦書田做了右派分子而勢利地待他,相反常常憐憫地在他的米豆腐碗里加重點了些油。但是,她十分討厭他那種由運動磨煉出來的油滑勁。她甚至還稍帶迷信地將自己的落難算在秦書田身上。因為秦書田編寫的大毒草《女歌堂》正是改編胡玉音結婚時唱的《喜歌堂》!然而當自己也成為一個“黑鬼”的時候,她才強烈地感受到秦書田的油滑是浸泡在血與淚里的,是自我作踐式的抗爭與自我保護!秦書田內心更充滿人情,一種用奇特方式表達的愛。有一次,秦書田在寫游斗牌的時候,給自己的名字打上一個特大的“×”,卻唯獨“漏掉”胡玉音名字上的“×”;又有一次,鎮革委會要秦書田為全鎮二十二戶“五類分子”的門前塑泥像,他又“忘記”塑胡玉音門前的那一尊。為此,胡玉音感激不盡:“要不,她見到自己門口的泥像被小娃娃們扯起褲子尿尿,真會尋短見的。”而這一切“使胡玉音冷卻了的心,感到了一點點人世的溫存”。
胡玉音與秦書田終于要去申請結婚了。 “我們也還是人。”他們終于開始意識到自己也有做人的權利。當然,他們的婚禮“儀式”是特別的:王秋赦派人送來了一副白紙對聯,稱他們是“兩個狗男女”、“一對黑夫妻”。秦書田開導胡玉音說:“大隊等于當眾宣布了我們兩個是‘夫妻’”。這種“鬼聰明”當然斗不過淫威。秦書田被判處十年徒刑,胡玉音被判處三年徒刑,因有身孕,監外執行。但是在宣判臺上,胡玉音挺起腰身,“耀武揚威地對著整個會場現出她的肚子來了。”胡玉音與秦書田心里在說: “活下去,像牲口一樣地活下去”。
胡玉音熬到了“四人幫”被粉碎的那一天。 “運動根子”王秋赦瘋了。他前襟上掛滿了金光閃閃的像章,用像幽靈、鬼魂一樣的聲音叫著: “文化大革命,五、六年又來一次啊——”
“芙蓉姐”心里擔憂: “王瘋子凍不死,餓不死,還有好長的壽啊?”但正如秦書田所說,這畢竟是“一個可悲可嘆的時代的尾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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