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華裔斯蒂芬·趙可謂功成名就，他從哈佛畢業后就在好萊塢施展宏圖，不久便顯露崢嶸，飛黃騰達，到36歲時已成為福克斯電視臺的總經理。

然而，去年夏天，趙的順風之船觸礁了。在一次由總裁魯伯特·邁都克主持的公司高層人士的會議上，當趙就新聞檢查發表演說時，他別出心裁地安排一位演員在一旁脫衣以表現新聞檢查之后果。可沒想到這一弄巧成拙的噱頭使董事們怒不可遏，邁都克只好解聘了趙。

為什么精明如斯蒂芬·趙的人也會做出如此蠢事？作為一名管理顧問，我曾研究了大量愚蠢的決策和出自那些高智商人士之手的傻事。在我們的生活中難免會有這些不明智的時刻，因此，了解精明的頭腦何以會烏云障目自毀前程，就會使我們避免重蹈覆轍。根據我的分析，聰明人做蠢事的原因有以下幾種：

1．自負傲人

“聰明人總以為自己比別人知道得多，”洛克菲勒集團的副總裁布雷特恩·塞克頓說道，“這離無所不知也就只一步之遙了。”

約翰·桑諾智商頗高并常以此炫人。這位好戰的新罕布什爾前州長和白宮辦公室主任在國會里頻頻樹敵，卻又不愿斡旋化積。桑諾曾輕慢過密西西比的參議員洛特，揶揄他“不足掛齒”，可洛特后來成為共和黨參議員主席，桑諾不免大為尷尬。

高智商的桑諾甚至做出一些無異于政治自殺的蠢事，他使用軍用飛機以個人名義到處視察，結果觸犯眾怒，可當他正需要人出面為之辯說時卻后院起火，以往受夠了桑諾呵斥的手下人紛紛倒戈，落井下石，桑諾的政治生命毀于一旦。

如同華盛頓官場那個特立獨行的世界一樣，大學的象牙之塔也是一塊培育聰明人的自負的沃土。1990年，人們發現斯坦福大學使用納稅人的錢做一些與研究無關的事，諸如購買快艇和為校長唐拉德·肯尼迪的新偶舉行招待會。事情敗露后，肯尼迪并不愿為此道歉，相反卻偏執自傲地聲稱政府的基金可用來支付與研究有關的“間接開支”，諸如餐巾、桌布和在他家里舉行的晚會。他傲氣十足地說：“哪怕是我家里的一朵鮮花，也是與研究活動有關聯的。”

肯尼迪自鳴得意的辯解，引起嘩聲一片，一位斯坦福大學的職員說：“他似乎是認為無論他做什么都是正當的——只要是他做的。”幾個月后，肯尼迪就被迫辭職。

2．孤立偏狹

自孩提時起，智力超群便是一種可導致孤立的因素。那些聰穎過人者往往自成一體，抱成一團，與常人隔絕。

“聰明人總愛與聰明人在一起，”咨詢專家詹姆斯·威斯利說，“這也沒什么不好，但如果他們劃地為牢，自命不凡，排除異見，壞事就要發生了。”

這其中的一個危險是不愿承認隨機應變。“當一個小圈子里的聰明人都同意某個計劃時，”威斯利說，“他們就會固執地堅持己見，即使在其他人有足夠的證據顯示其錯誤時也是如此。”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IBM”。幾十年來，該公司幾乎壟斷了整個電腦業。然而，當商用電腦市場衰退，顧客興趣轉向更輕便廉價的機型時，“IBM”的高層決策者們卻對這一變化視若不見，對下層的建議也置之不理，結果呢？個人電腦異軍突起，“IBM”在過去幾年中為此損失了70多億美元。

傾聽建議對于成功來說至關重要，但是，一些聰明人卻沒有耐心聽取比他智力低的人的意見。一名為一家飲料巨頭工作的市場經理才智出眾，可不久為公司推出的一種新的飲料卻未能打響，后來人們發現，下層各部門送來的大量警告建議都被他置于一旁。他的解釋是：“那些建議不過是些牢騷而已。”

3．無所不能

許多高智商者往往無視一個極簡單的道理：在某一領域顯露出的才華并不能確保你在其它方面也成功。

維克多·加姆是哈佛商學院畢業生，靠推銷小電器掙了百萬之巨。1988年，加姆買下了“新英格蘭愛國者球隊”，可要經營一個人事紛紜的足球隊與推銷電動剃須刀完全是兩碼事。果然，加姆接手后球隊就頻頻失利，隨后又因球員對一名女記者的性騷擾而鬧得沸沸揚揚，球隊因此聲名大跌。等到加姆從中脫身時，他已經賠進了幾百萬。

那些卓有成就的人士和真正聰明的成功者都能明了在這些失誤中所蘊含的教訓。他們樂于傾聽他人，決不自以為是；他們能與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決不畫地為牢；他們遇事深思熟慮，也深知自己才智的限度。

山姆·沃爾特就是這樣一位真正的商業才子，這位以5美元起家而到如今擁有550億美元的沃爾特王國的商界大亨，從不滿足于呆在他的公司總部里，而是坐著他的飛機到各地去考查他的那些為數眾多的連鎖店，他能耐心傾聽各種各樣的“同事”（他稱雇員為“同事”）們的意見，甚至常常親自站柜臺將商品裝在購物袋里遞給顧客。

沃爾特的謙卑即是他成功的秘訣之一，那些競爭者往往因此而低估了他，而他自己的雇員對他則無比信任，能與之暢所欲言。“我們并不精明，我們只是能根據意見善于變化而已”。這是老沃爾特留下的一句箴言。

哈羅特·丁克爾在他長達39年的教學生涯中發現一個引人深思的現象：最有成就者幾乎都不是那些智力頂尖的學生。這部分是因為智力超絕者的自我失敗，更主要的原因則是：那些成功者往往明白這樣一條道理：“當你位居第二時，你會更加努力。”

（楊繼宏）